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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庐隐作品风格 　　庐隐是“五四”运动以后在中国文坛上享有过盛名的女作家。她在自己的篇幅众多的小说和散文里，大胆地冲破了传统的封建意识的羁绊，向读者展现了许多青年男女充满生气的心灵，表达了“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知识妇女要求个性解放，追求理想境界的心声。 　　庐隐――这个名字，现在的青年人很少有人知道，更少有人提起了。但是，当年她的富有个性色彩的创作曾吸引过不少的读者，庐隐曾与冰心齐名，同为“五四”拓荒时期寥若晨星的女作家中的佼佼者，堪称人所瞻目的双子星座。 　　庐隐是“五四”的产儿。在初期的学生会时代，这个北京女高师的学生是个积极的活动分子。新思潮在她的文学创作的道路上留下了时代的深深的足迹，而女高师国文系的教育又提供给她丰富的古典文学的滋养。这就是她的小说不仅散发着“五四”这个特定时代的浓郁气息，在艺术风格和表现技巧上又显然地带有中国古典小说和古典诗词的影响的原因。作家个人短促而曲折坎坷的一生，她那旷达英爽而又多情善感的禀性，则使她的小说弥漫着一种感伤、悲愁的气氛。她的作品如一枝带雨的梨花，散发着素雅、清新的异香，开放在现代中国新文学的园圃里。 　　早在二十年代，庐隐就被称为“描写男女恋爱的专家”，称“感伤派”“浪漫派”。翻开《海滨故人》《曼丽》《灵海潮汐》这几个短篇集，几乎十有八九写的是恋情，更不用说《归雁》《女人的心》《象牙戒指》等几个中长篇了。在刚刚冲破封建礼教羁绊的当时，男女恋爱和婚姻问题本来就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以此为题材，表达新一代青年的追求，披露在这种追求中由于黑暗势力和传统观念酿成的种种悲剧，正是“事势所使然”。庐隐小说的情调、韵味和风格，恰恰是对这特定题材、内容的有机切合。 　　庐隐笔下的人物，主要是青年女性，每每有着不幸的身世、坎坷的经历，或寄人篱下、孤苦无依。也有的，先是饱尝了好友星散的离愁，既而又亲历了恋爱的苦痛和煎熬。也有的，未婚之前，或许有过短暂的欢乐，结婚之后，不是哀叹所嫁非人，就是不堪闺房的寂寞……她们无处追寻精神的寄托，只???得一切都该诅咒，一切都只是欺骗。人生只是糊涂一团，哪里有什么究竟？于是，有人终于喟然长叹：“我何尝游戏人间？只被人间游戏了我。”（《或人的悲哀》）；有人低吟着“人间兴废莫问起，且消受眼底温柔”的温软之曲，沉溺于忘其所以的享受与自我麻痹中（《前尘》）；有人虽然历尽艰辛，冲出了封建家庭这个“狭的笼”，不久却又带着“胜利以后”的迷惘，发出了“何处是归程”的呼问。她们入世愈深，创痛愈烈，厌世之想，出尘之念也就愈执拗，认世界为寄旅，视人生为地狱，在痛苦中呻吟，在悲哀中徘徊。叔本华的“人世一苦海也”这句话使她们感慨甚深。终于，她们说：“只有悲哀，它是永驻于我灵宫的骄子。”无论是《海滨故人》中露莎，《憔悴梨花》中的倩芳，还是《女人的心》中的素璞，《象牙戒指》中沁珠，在命运之神的鞭子面前，都不免如“雨后梨花”自伤沦落…… 　　庐隐并不着力去刻划那些女主人公们本来是千差万别的个性（有时候，我们甚至都分不清她们的音容外貌），但她却以全部的心血和同情写出了她们各不相同的遭遇、经历和命运，从而引起了读者自然、强烈的共鸣。正是人物的命运这样紧紧系住了我们的心，也正是她们蹇促的命运给这些作品染上了浓重的灰色情调，读来自不免有低沉郁闷之感。 　　哀怨、忧郁的情惘，是这些以恋爱为外衣的作品的主旋律，正如庐隐所说的“我无作则已，有所作，必皆凄苦哀凉之音。”“我简直成了悲哀的叹美者。”（《庐隐自传》） 　　但是庐隐的这种悲愁和哀怨，并不是如有人所说是“苍白无力”的。她并无伤感癖，也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地在无病呻吟。庐隐的伤感是真实的。而“唯有最真实的生气或忧愁的人，才能激起人们的愤怒和忧郁”。在《篮田的忏悔录》中，隐女士说过：“我决意的写，质实的写……无论是可喜、可悔、可悲、可怒的，我一律想质实的写。”“要用诚恳的笔墨为伤心人一吐积愧。”这位隐女士的话，其实也可看作是作者庐隐的创作自白。这不仅是指感情的“质实”“诚恳”――恐怕还是更主要的。 　　唯其真实，也就有力。读着她那些浸渍着血泪的小说，谁能不感到，在那里，处处都跳动着女作家寻求人生究竟，探索生活真谛的一颗赤子之心呢？可以说，她的全部创作乃是一种坚执而又苦恼的寻求。 　　任何一个不带偏见的人都可以看到，尽管命运对庐隐是那般苛刻，她都没有在命运的打击下却步，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她的探索和寻求。这种寻求是如此执著，这种探索是如此坚韧，她心心念念，朝于斯，夕于斯……流动于她小说字里行间的，就是这种内在的、深沉的有力。感伤而不乏力，这就是庐隐式的感伤。 　　悲伤、伤感不是庐隐的过错。庐隐的小说，表现的是二十年代初期的中国。正是“五四运动”的落潮期，是古老中国向现代中国的过渡时代。黑暗浓重的旧中国此时虽已是晓色初开，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