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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新世纪以后香港文艺电影选材焦点 　　在现代电影的发展过程中，欧洲与北美的开创作用不容小觑。相比较而言，亚洲电影的发展较为滞后，真正出现成熟的电影作品，大概要到20世纪70年代左右，而率先走进现代电影殿堂的则是香港电影。可以说，香港电影的出现，开启了亚洲现代电影发展的新时代。香港电影无论在拍摄技术方面，还是在影片类型方面，都体现出了超越其他地区影片的优势。进入到新世纪以后，香港影片仍然持续着多元化的特点，在不少类型的影片拍摄中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选材方面，香港影片的特点体现得尤为鲜明。如果要对这些特点加以系统的梳理，或许需要一部专著的容量才能完成。限于篇幅，本文仅对新世纪以后香港文艺电影的选材焦点进行论述，希望可以达到见微知著的效果。 　　一、 历史题材的重新改写 　　文化学者许子敬先生曾在《港人的文明》第二章中说到：“香港虽经英国租借过，但它对中国传统文化仍然保有热烈的归属感。”[1]许先生非常准确的指明了香港文化植根于中华文化的属性。以电影而论，新世纪虽然是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高度发展的时代，但香港文艺片中却仍然充满着传统文化的气息。 　　香港文艺影片常常选取历史题材加以改写，这些历史题材包括中国古代历史与近现代历史，这些历史题材加重了文艺电影的文化厚重感，同时也使这些文艺影片在艺术性方面多了些文化底蕴。吴子牛导演的《英雄郑成功》，堪称香港文艺电影改编古代史的典范之作，影片对反清复明的民族英雄郑成功进行了刻画，在《明史?郑成功传》和《南明史》所记?v史事实的基础上，结合其他侠义小说中的素材，重新塑造了郑成功的人物形象。但这部影片并没有被比重明显的历史题材喧宾夺主，而是借助文雅的旁白和清幽的取景，将文艺片的标签贴在身上，成为历史感厚重的文艺片。影片中的福州码头、酒店瓦舍、桃李竞芳，都充满了文艺片特有的浪漫情调，这部影片为文艺片的拍摄提供了不少启示。 　　徐小明导演的《夺标》于2008年上映，该片虽然与《英雄郑成功》一样都取材于历史的文艺片，但在时段上并不相同，《夺标》的选材是20世纪30年代的史实。讲述的是1930年，第一次举办世界运动会时，我国选派70余位运动员参加比赛，虽然成绩并不理想，但充满着浓烈的爱国情绪与民族精神。影片与2008年北京奥运会同步上映，其中固然有宣扬中国人素有重视体育的传统的意味，但对于民族精神的高度张扬才是这部影片的核心目的。《夺标》表达了上个世纪30年代的中国人不甘以“东亚睡狮”自居，希望摆脱外辱的迫切心态，这对于当代中国观众也有警示作用。当然，影片在拍摄风格上，仍然是不打折扣的文艺片。不仅有令人赏心悦目的景物拍摄，还包括观赏性极强的武术表演。《夺标》对于中国武术的刻画，并不是像动作电影那样侧重实用性，而是从审美的角度刻画中国功夫，从而显得更加文艺。 　　此外，许成荣的《烈焰》、王国龙的《锦旗》、啸川的《家有狐妻》，也都是取材于历史故事的文艺片，在坚持文艺元素为本位的同时，各自阐发了影片特有的人文关怀，也可以代表香港文艺影片在改编历史题材方面作出的努力。 　　这些历史文化类的文艺片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得益于对历史题材进行创造性改写。意大利电影评论家格迪亚尔在《历史的复现艺术》中曾提到：“电影学会取资于历史，才能为影片确保文化的积淀。同时，沉没于书本上的历史也会因为电影的再现，而重新活跃于世人眼前。在这一过程里，电影与历史实现了相得益彰的妙处。”[2]很明显，上文提到的诸多香港文艺片都从格迪亚尔的“相得益彰”论中获得了启发。 　　二、 个体情感的成熟表达 　　电影是表达人性的艺术形式，而情感又是人性的核心。作为以文艺为最终关怀的文艺片，当然不可缺乏对个体情感的展示。波内尔曾就电影刻画人性的优势作过阐释：“跟书本比起来，电影对于人性的刻画更加直接，也更加具体……因为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文学作品的形式，它的动态，它的影像，都会给观众（也可视为读者）以全新的体验……文学作品往往无法将人的神态变化刻画真实，电影却能在演员的高超演技中传递出这一逼真的神态变化，这是电影刻画人性的优势。”[3]在这段论述中，波内尔抓住了电影在动态表现人性方面的优势所在，将文学作品在刻画人性上的垄断打破，不失为深刻的观察。用这一理论去分析香港的文艺电影，可以发现波内尔对电影的倚重绝非空穴来风，因为香港文艺电影对情感的多维表现，的确印证了波内尔的结论。 　　实际上，在刻画情感方面，早在20世纪末，香港影坛已有少数文艺片开始露出萌芽。例如陈安琪导演的《窥情》和元奎导演的《赤裸狂奔》，都是以情感表现为本位的文艺片，只是那个时代的文艺片拍摄，并没有多少先行经验可供借鉴，所以对情感的刻画略显单调，情节的贯穿也稍显牵强。但进入新世纪以后，这种困境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一时之间，多部成熟的文艺片闪耀银幕，其中对人性与情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