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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两点反思 　　[摘要]近代中国思想史的研究，近年成果颇丰，但也出现略偏于虚悬的倾向。思想史研究首先要让思想回归于历史，其次要尽量体现历史上的思想，第三最好能在立说者和接受者的互动之中展现特定思想观念的历史发展进程。同时将我们史学中已经淡出的具体单个的“人”召回到历史著述中来，让读者在“思想”的产生过程中看到思想者怎样思想，构建以人为主体的思想史。 　　[关键词]思想史；近代中国；时代思潮；非人化的历史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9)02－0150－09 　　 　　作为史学的一个子学科，思想史在今日西方是相对没落的；以近代中国研究为例，自从李文森(Joseph R.Levenson)之后，似乎就少见思想史方面的著作。但是在中国大陆，或许因为过去太重政治史、经济史等更为“实在”的学科，原来相对不被看重的思想史在近十多年显然处于上升地位。我们学界近年相当强调“与国际接轨”，却表现出与西方相异的发展趋势，这是否即是我们学术“主体性”的体现，很值得探讨。尽管目前很多人爱说“转型”，既存学术积累对今天的研究仍有较强的影响。在20世纪中国各种专门史中，思想史虽算不上显学，却也并非边缘，一直有其地位。 　　不过，在学科认同层面，“思想史”在20世纪的中国却显得有些不够“独立”。从早年的“学术思想史”(“学术思想”在这里常作为一个词使用)到后来的“思想文化史”，这似乎是个总需要外在支援的子学科(当然也可说是一个持续对外开放的子学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些以“哲学史”为名的著述就曾被认为本是“思想史”。的确，尽管与思想并称的前有“学术”后有“文化”，至少从胡适开始，真正与“思想史”关联最紧密的还是“哲学史”。 　　有意思的是，胡适自己早年所写的“哲学史”还隐约带有旧“学案体”的痕迹，以人物为中心；后来改称‘‘思想史”，却渐渐疏离了作为思想者的人物。从50年代开始，中国大陆的思想史研究受苏联学术影响甚大，更多偏向哲学理念一边，思想者遂进一步淡出了思想史。这一倾向留下的痕迹，今日仍较明显。 　　钱穆曾说，“历史讲人事，人事该以人为主，事为副”。中国人对此一向看得清楚，历代正史为纪传体，就是“把事分在各人身上”。受西方影响的现代史学讲究分门别类，把历史分为政治、社会、思想、经济、外交、军事等专门史，“注意都在事上”，却不那么“注重历史里面的人”。问题是，“思想要有事实表现，事背后要有人主持。如果没有了人，制度、思想、理论都是空的”。这一见解，很值得思想史研究者思考。 　　思想固然是历史的产物，但思想本身也是历史，因为思想本有过程，或始终处于发展进程之中(此意黑格尔、马克思似皆说过)。我想，思想史研究首先要让思想回归于历史，其次要尽量体现历史上的思想，第三最好能让读者看到思想者怎样思想，并在立说者和接受者的互动之中展现特定思想观念的历史发展进程。下面结合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片断反思。 　　 　　一、让思想回归历史 　　 　　在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中，过去较多出现的一种做法，是标举某一观念，界定其(通常不受时间限制的)外延内涵，然后描述其线性(即单线式、直线式)的发展――往往还是一种不断“进步”的发展――过程。这一取径的好处是清楚明了，但可以考虑有所修正。 　　在思想本身的发展衍化历史中，恐怕很难找到什么真正边界清晰、概念固定的观念，也很难见到某种观念可以呈现出一条清晰而没有枝蔓的发展“进程”；多数思想观念都是在反复表述和实践的过程中，伴随着各式各样的理解、甚至各种歧义和冲突，在相关见解(包括相似、相近和对立的见解)的不断辩论和竞争中发展的；具体见解的提出者和先后参与争辩者，又都有其常受时空语境限制的特定动机和意图。简言之，思想是行动，而且是有意的行动，并始终处于行动的状态之中。如果不能展现这样一种互竞的辩难进程，大概就很难说是“历史上的思想”。 　　让思想回归于历史，就是要特别注重具体思想观念之所出，而不能将不同时期不同派别的观念混同使用而不加辨析。即使同一词汇，在不同的时空场景中为不同的人使用，其指谓可能就很不相同。蒙文通先生指出：“读中国哲学，切不可执着于名相。因各人所用名词术语，常有名同而实异者，故必细心体会各家所用名词术语的涵义，才能进行分析比较。”他以为，治周秦、魏晋、宋明哲学最难通过的一关，就是“对当时语言词汇之不易了解”。这几乎“等于学一种别国文字”，“非真积力久，不能洞悉当时语言所指之内容涵义”。然若对当时“名词不习惯、无体会”，则不仅不能读史料，也难真正了解相关的研究；能“懂得名词，也就懂得思想了”。 　　这是见道之识。一方面，名词术语可以说永远是时代的；另一方面，后人又往往援用前代的某些名词术语。后人既使用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