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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现代水墨在当下意义 　　在您的《中国当代美术价值观的确立与发展》一文中，曾有这样的阐释：“20世纪中国绘画在中国艺术发展史上是最具有变化的百年，可以用‘继承’‘引进’‘断裂’‘叛逆’这几个词高度概括。”那么，您觉得这四个词是否还适用于当下？有没有什么新的变化和发展？ 　　尚辉：实际上中国画在20世纪的确是经历了这样的几个过程。在当下主要是“继承”为主。“叛逆”和“断裂”这些现象是已经发生过了，在这些现象发生以后，则出现了许多“叛逆的”画家，比如像徐悲鸿们，像刘进安们。刘进安是进行现代主义的叛逆，徐悲鸿是进行写实绘画的叛逆，都相对于传统绘画的原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拉开了很大的距离，但是从现代角度来看，无论是徐悲鸿的写实绘画也好，还是刘进安的现代主义，以象征和寓意为表达的这种绘画也好，里面还是有中国绘画的东西，而这种东西，我称他们为“承传”。如果没有这种“承传”，那就是其他材料的绘画，和中国绘画没有关系了。作为中国画家特别在意的就是“你能承?J我所坚持的还是中国画”，但他的中国画又与其他人不同，进行了现代化的转型。那关键点就是他无论怎么变，都还是中国画，都和他的老祖宗，和传统的中国文化是有着内在联系的，而这种内在联系则是多方面的，比如有精神层面上的联系。自我，对象和自然的这种观照和感悟，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天人合一”。而“天人合一”是被大家熟知的词汇，但在每个时代对其又有着不一样的解读，比如，像“存在主义”哲学，从我们的角度解读，它就是“天人合一”，强调“我在”的道理，“我在”世界才在。尽管它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但是没有“客体”也就不存在“主观”，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它也是“天人合一”的另外一种表述。那么像刘进安先生，他画的人物也好，风景也好，你也可以说是“天人合一”，但和我们当初说的老庄的“人”和“自然”的统一，这种很恬淡的境界又是不一样的。他（刘进安绘画）强调的是“我”的存在，用“我”来改变世界的对象，而且把自己内心世界的感悟性表现出来。所以你可以想象到“断裂”也好，“叛逆”也好，都是因为有了外在的文化，有了异质的文化，有了现代文化，有了西方文化，让中国画发生了“断裂”，发生了一种“叛逆”。但过不了多久或者说我们能够看见的过去的20世纪这一百年，有一条线索是没有变化的，那就是“继承性”，只是每个人对“继承”的理解和使用的方法是不一样的，比如刘进安先生，他的笔墨就是非常纯粹的，所有笔墨路线都是来自传统，当然他和“四王”（清朝四位王姓画家）的传统又是不一样的。也可以看见每个人对传统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我们现代人更希望把那些传统的元素打乱，重新从那些元素里面分解出更细小的细胞甚至基因，从基因里边转化出他想要的文化类型的组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每代人对传统的继承方法是不同的，但对“继承”的基本理念是不变的。 　　当然这种“继承”不同于“模仿”和“沿袭”，“模仿”和“沿袭”实际上不是“继承”，而是一种“复制”，“复制”不是继承。关于这样的一种概念我们原来是有误解的。在我们看来，很多人只不过是一种“复制”而已，但不是“继承”，好的继承完全是从内部，是从它的基因，是从它的细胞里面再度分裂，生产出来的一种绘画。 　　您怎样看待“首师水墨”这一现象？ 　　尚辉：“首师水墨”当然是以刘进安先生为学科带头人所引发的一种画坛现象，这种画坛现象很好地改变了中国画现在的格局。这个格局一方面是在人物画方面，从20世纪徐悲鸿、蒋兆和所形成的徐蒋体系所带动的以北京、北派为代表的这种人物画，长期停留在写实造型和写意笔墨完美结合的探索上，当然这种画法在今天还是很流行的，甚至在现实题材和历史题材的创作中也是不可缺少的。但我们同时也看到另外一方面，笔墨与造型的结合仅仅停留在一种现象上，这可能就会有失公允，或者说在艺术探索上不够完整丰富。那么我觉得，以刘进安先生为代表的表现人物形象的方法，改变了这样一种格局，他表现的人物对象并不以人物再现为主，并不以表现人物对象造型结构的真实或者结实为目的，也不以笔墨与造型有机结合为目的，他强调的是对象，人物对象，乃至风景对象对他的感受，他强调感受的真实性大于外在形象的真实性，这是其一。第二，他的笔墨并不局限在写实的描绘上，而更多的是强调用单一传统的，用线、皴的方法来画人物形象，乃至风景对象，他在某种意义上强调的是“破”，破坏对象的完整性，破坏对象所给予人的一种固定的模式，所以看刘进安先生的人物也好，风景也好，他改变了你眼中对象的视觉体验。你会觉得，他怎么会用这种笔墨去画这样一种形，这种形是存在的，但他这种笔墨的套路完全改变了。我想这是“首师水墨”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这在表面看来不是一种和谐的审美，而是强调“黑”“乱”“野”，这几个特点可能是他破坏原来完整性、和谐性的一种审美追求。而这些特点或者说是笔墨程式实际上是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