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监检察室监督缺位及完善.docVIP

驻监检察室监督缺位及完善 　　一、驻监检察监督缺位的具体表现 　　 　　(一)减刑、假释驻监检察监督限于书面审查 　　 同步监督强调检察机关的监督与刑罚执行活动同步进行,有执行活动之处就有检察监督[1]。虽然上海地区驻监检察已经实行“同步检察”在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等重大刑罚变更执行环节,驻监检察室已经同步介入,但是据笔者了解,同步检察的力度远远不够。同步检察要求监狱方面减刑、假释、保外就医需报检察室同意,目前具体的做法就是监狱向法院提请减刑、假释前先将书面材料报检察室审核,检察室同意的情况下出具同意的检察意见书再向法院提请,即检察室对减刑、假释的监督方式是书面审查。可书面审查对于监督而言显然只能是程序监督。据笔者了解,经过多年监狱部门自我约束和驻监检察室的长期监督,典型的违法、违规减刑、假释[2]等已经很少见了,因此“法院最终驳回或改动减刑假释幅度的情形和比例大降低”[3]。但是有一定数量的减刑、假释是明显异常的。例如,某监狱翁某某、毛某某受贿案中一名受其请托的罪犯考核分数异常高、减刑“时间踏的准”(例如监狱内提请减刑监区、刑务处、监狱三级审批程序一天完成)、减刑幅度顶格报。在这样的问题上,即使检察室有所察觉,也无能为力,因为其均没有突破相关规定的底线,审查书面材料只能审查合法性,无法审查合理性,而不合理的减刑、假释背后往往就是钱权交易的结果。 　　(二)计分考核监督缺位 　　 目前减刑、假释等问题书面审查,监狱检察室的工作与审判机关的书面审查无异,同样变成了“注重并认可分数对减刑、假释的决定意义,而不关注分数的由来”[4],计分考核的监督缺位才是当前减刑、假释等刑罚执行活动中最大的问题。实践中计分考核的依据是司法部《关于计分考核奖惩罪犯的规定》,各省级司法局依据司法部的规定制定《罪犯奖惩考核办法》,监狱部门自己制定实施细则,这种执行机关“自我立法”的方式将检察机关的监督排除在外[5]。形式上罪犯计分考核相关规定给予主管干警的自由裁量权不大,一般都是很小的分值,但是正是这种很小的分值日积月累构成罪犯的主分考核成绩的主要部分,而这个过程中检察机关的监督是完全被排除的,计分考核完全是监狱一方的权力。然而正如英国历史学家约翰#8226;阿克顿说的那样,“权力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会产生腐败”。罪犯为了得到计分考核带来的减刑、假释等奖励,必然想方设法讨好、甚至是贿赂监狱干警,在没有外部监督的情况下,监狱干警腐败的机会成本很小,腐败难以被查处,因此就敢于收受贿赂,为罪犯计分考核谋利。 　　(三)特定岗位罪犯管理监督缺位 　　 在刑事案发率居高不下的现代社会,监狱管理成本过高,犯人管理犯是无奈的选择。虽然刑事诉讼法和监狱法均没有特殊岗位罪犯的相关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监狱部门均有特殊岗位罪犯的设置。特殊岗位罪犯因为其岗位特殊性,在监狱内享有较一般罪犯更大的自由度以及计分考核等方面的优待,因此成为罪犯迫切想要得到的待遇。在监狱部门任用、考核特殊岗位罪犯的过程中没有外部监督,特殊岗位罪犯很容易就变成“关系犯”。在翁某某、毛某某受贿案中,翁、毛的“关系犯”多次调换岗位,其岗位越调越轻松,计分考核分数却因岗定级,因级定分,成为该“关系犯”计分考核分数畸高的基础。 　　(四)离监探亲监督缺位 　　 离监探亲是我国监狱法第五十七条赋予罪犯的一项权利,但在司法实践中,离监探亲相关规定落实情况很不乐观,在严格的监狱安全指标约束和警力紧张、经费有限等因素的限制下,离监探亲适用的很少。[6]因此离监探亲成为监狱内一项“稀缺资源”,部分罪犯不是通过良好改造表现而是通过非正常途径来获得该项权利。正是因为监狱离监探亲的操作过程中没有外部监督,翁某某、毛某某受贿案中“关系犯”通过翁、毛的动作,在尚不符合离监探亲条件的情况下仍然多次离监探亲。 　　 　　二、驻监检察监督缺位的原因 　　 　　(一)法律层面的欠缺 　　 法律层面的规定主要包括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人民检察院对执行机关执行刑罚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如果发现有违法的情况,应当通知执行机关纠正”,监狱法第六条“人民检察院对监狱执行刑罚的活动是否合法,依法实行监督”,监狱法第三十条、三十二条规定的减刑,假释裁定的副本抄送检察机关等。刑事诉讼法、监狱法等法律对驻监检察的监督权如何行使规定的不具体,不明确,操作性差,相关规定仅仅是法理层面上的阐述,这使得驻监检察监督权的行使法律依据薄弱,监督权被“稀释”。 　　(二)制度层面的欠缺 　　 在刑事诉讼法、监狱法基本法律规定欠缺的情况下,司法解释、部门规章等对驻监检察监督权的具体规定也不完善。虽然《人民检察院监狱检察办法》对驻监检察监督的具体操作程序、监督重点等有详细的规定,但是这种只有检察机关一方制定的规定,在法律强制力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