烛之武中人物评价.docVIP

烛之武1.志士 深明大义,长期未被重用,却深明大义、不计前嫌，仍然愿意舍身救国,以国家利益为重. 2.勇士 义无返顾出使秦师,两军交战,这一去有可能生死未卜,他仍挺身而出，坚定的去了. 3.辩士 机智善辩,身处秦营,面对强敌,不卑不亢,侃侃而谈,善于抓住对方的性格弱点.一字未提郑国利益,却成功说退秦师，又让秦兵护郑防晋，一举两得。 危难之时挺身行, 宝刀未老入敌营. 但凭三寸不烂舌, 说退秦师留美名. 佚之狐：伯乐．为人诚恳，无嫉妒之心，善于发现人才，以国家为重． （一）晋文公——有仇必报、恩怨分明、顾全大局 为何晋国要联合秦国对郑国大举进攻呢？其根源是：复仇与争霸。而“复仇”只是战争的借口，“争霸”才是实质。而“复仇”又是怎么一回事呢？这是因为，郑国有两件事得罪了晋国。一是晋文公当年逃亡路过郑国时，郑国没有以礼相待；二是在公元前632年(鲁僖公二十八年)的晋、楚城濮之战中，郑国曾出兵帮助楚国(《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役之三月，郑伯如楚致其师”)。结果，城濮之战以楚国失败而告终。郑国感到形势不妙，马上派大夫子人九到晋国请罪求和。甚至在公元前632年五月，“晋侯及郑伯盟于衡雍”。但是，最终也没能感化晋国。晋文公为了争夺霸权的需要，还是在两年后发动了这次战争。晋文公对郑国的势利以及“骑墙”行为深为不满，再加上自己称霸的需要，以“复仇”为借口再好不过了。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晋文公的确是有仇必报，恩怨分明。 其次，他又非常顾全大局。公元前651年，晋献公卒，晋国陷入内乱。晋国大夫里克杀了晋献公的庶子夷齐、卓子，并派人迎接公子重耳，重耳不就。后又派人迎接献公次子夷吾。夷吾采纳了大臣吕省、卸芮的意见，厚礼贿赂秦国，答应割让晋河以东之地予秦。于是秦穆公拥立夷吾为君，即晋惠公。这就是原文中所言“且君尝为晋君赐矣”。“君”即秦穆公，“晋君”即晋惠公，“赐”则指“秦立晋君”之事。在这件事上，秦国对晋国有恩。而晋惠公借秦国之力即位后，对割让土地之事非常后悔，就派大臣丕郑赴秦国，以先君之地不得擅许为由食言。这就是原文中“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君”指秦穆公，“许君焦、瑕”则指公元前651年夷吾答应予秦河东之地一事。晋国的出尔反尔，使两国之间的关系从此出现了裂痕。而今，秦国又废弃与自己的盟约而与郑国结盟，面对两国之间的恩恩怨怨，在子犯力谏攻打晋军时，晋文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与，不知；以乱易整，不武。吾其还也。”由此可见，晋文公还是念着秦国对本国的恩情，可谓恩怨分明。而他在情急之下，仍能从两国的关系出发，考虑到“仁”、“知”、“武”等方面，真的是一个非常理智的国君。 （二）秦穆公——行事谨慎、重利轻义、意志不坚 晋国攻打郑国，本来与秦国无关。秦国之所以出兵，一是与晋国有同盟关系，二是秦穆公想借此捞一把，以扩张自己的势力。而在这两个原因之中，又以后者为重。理由有：其一，秦、晋虽是联合行动，但貌合神离，既没有驻扎在一起，彼此的行动也不需要通知对方。而两军的驻扎地也值得我们注意。原文说，“晋军函陵，秦军氾南”，秦军的驻扎地氾南，比晋军的驻扎地函陵更接近郑国。由此可见，秦穆公并非真心实意地帮助晋国攻打郑国，而是伺机而动，“进水楼台先得月”，万一郑国有什么风吹草动，都可依据自己的有利位置，采取适当的对策。其二，文章末尾说“秦伯说，与郑人盟。使杞子、逢孙、杨孙戍之，乃还。”为何秦郑既然都已结盟，秦国只要遵守与郑国的约定，不帮助晋国攻打郑国就可以了。但秦穆公为何还要派朝中的杞子、逢孙、杨孙三员大将驻守在郑国呢？按照传统的理解方式，是说这样能帮助郑国对抗晋国，从而使得晋国不敢轻举妄动。这只是浅显的表面理解，从更深层次而言，这是秦穆公的“小算盘”，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他不惜冒着得罪晋国的风险，放弃了与晋国一同攻打郑国的初衷，使得郑国的压力有所减小。而在与郑国结盟之后，他未免节外生枝，再生变故，就派三员大将留在离郑国最近的地方，若生出什么意外，也不至于使自己陷入被动的境地。以上两点可以看出：秦穆公，实乃谨慎者也。凡事三思而后行，以国家利益为重，总是为自己留有后路。 而说他重利轻义、意志不坚，又是显而易见的。本来秦穆公作出决策，欲与晋文公共进退，联手对付郑国的，可是，在剑拔弩张的关键时刻，在听了烛之武的一番“利害之语”后，再三衡量利益得失，决定放弃与晋国的联合，转而与原来的“对手”郑国结盟，这不能不说他重利轻义、意志不坚。 公元前637年，晋公子重耳在齐国居五年后，离开齐国。经曹、宋路过郑国。郑国大夫叔瞻劝郑文公要以礼待重耳，郑文公却以“诸侯亡公子过此者众，安可尽礼！”为由，不听叔瞻劝告，对重耳不礼。由于郑文公缺乏政治远见，重耳过郑时，未以礼相待，导致晋国后来的记恨，同时也给了晋国攻打自己的理由。 在看到郑文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