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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官商家族财富管理策略及其启示 　　全球财富管理市场西风东渐，改革开放以来，快速积累的国民财富需要管理和传承，如何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探索中国特色的家族财富管理模式？我们认为方向有二：一是基于现有的经、金融理论基础构建家族财富的微观机理，如投资组合理论下的财富增值保值策略以及基于家庭生产函数理论的权益重构策略研究等;二是基于历史文献和历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分析，探索基于中国文化的特色家族财富管理范式，因为任何国际经验都必须是与本土的制度文化相容的。鉴于此，本文沿第二个方向进行初步探索，以晚晴重臣盛宣怀为例，重点研究基于历史文化背景下的家族财富增值、保全和传承策略，兼顾与之对应的经验启示分析。 　　财富增值的组合优化和安全资产策略 　　作为李鸿章经济事务和外交事务的首席管家，首席官商盛宣怀合理利用“官督商办”的政策优势在经营运动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财富，主要方式有二：第一是股权投资，与李鸿章倡办“洋务”并无个人投资不同，盛宣怀不仅以管位之隆而得以操持航运、路矿、纺织、金融等部门的权柄，而且在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和商办的若干大型企业中拥有个人的巨额股份，是这些企业的主要的股东和企业主。比如，招轮船招商局等企业每次向民间招募股份时，盛宣怀总是率先认购，总计占股约1/4以上。又如，中国通商银行的额度资本为五百万两，开办后实收二百五十万两，其中大部分是盛宣怀个人资本和招商局股金。 　　第二是优化组合，盛宣怀精心优化股权投资和利益输送所得的再投资组合，以盛世遗产的主要类型为例（表1），显见，投资组合以房产、股票和典股本存款以及存款为主，其中地产等不动产投资占所有资产的56.84%强，股票占比37.89%，其中汉冶萍公司股票占股票总资产的比重高达52.78%。进一步，遗产中的地产多以上海道契地产为主，占地产总量的87.17%。另外，从资产的地域分布来看（表2），上海和湖北的资产占比最大，总计为94.28%，其中汉冶萍和招商局股票价值以资金归属地为准计入上海地区。 　　由遗产组合明细引发的三个自然问题是：为什么上海道契地产最多？为什么汉冶萍公司股票价值最高？与之相对应的分别是盛宣怀在做优化资产组合时的两个资产保全策略：安全资产和制度红利。 　　《上海英法美租界租地章程》的前身是《上海租地章程》，其中有两条规定为明显的不平等条约，一是英国人拥有承租和退租的主动权，进而将“名为买卖”的土地变为“土地用租”，而道契是为租方提供其获得土地产权和交易权的法律依据;二是英国领事馆全权负责居留地内的所有事务，确立了英国在居留地内的绝对权威，俨然将居留地变成了“国中之国”。修改后的租地章程的不平等性虽然有所弱化，只不过将原有的英国的绝对权威变成“英法美”的相对权威而已。所以盛宣怀将具有永久权和法外权的道契作为安全资产重仓配置。 　　同为李鸿章的幕僚，甲午战败李鸿章倒台后，袁世凯在政治方面的野心昭然若揭，为募集资金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理想， 　　袁世凯打起同门兄弟盛宣怀的主义，借机接管了盛宣怀的铁路和电报事业。鉴于此，为借助1904年颁布的《大清公司律》中的相关产权保护政策以及实现公司运作由“管办――官督商办――招商承办”向“股份制”转型发展进而脱离政治力量的干扰，盛宣怀相继对旗下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革，1908年，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合组成完全商办的股份有限公司;1909年，轮船招商局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招商局首届董事会，盛宣怀当选董事会主席。这些表明，随着股份制的推行，在这些企业中，股东开始取代政府，“商办”取代“官督”，而成为企业管理中的主导力量。同样，到了民国二年（1913年），汉冶萍公司召开特别股东大会，盛宣怀被推举为总理，随后又被推为董事长。事实上，盛宣怀在本轮股份制改革过程中一石三鸟：摆脱政治干扰、做到产权保护而且实现个人意志。 　　财富传承的动息存本和愚斋义庄机制 　　盛宣怀借鉴三井住友家族“不分家产已历数百年，家有议会，会有宪法，子孙继承弗替”的做法，设立“动利不动本”的分家析产遗嘱，其中于1914年尝试设立至善堂地产总管理处，旨在建立遗嘱执行的组织机制。然而，盛宣怀逝世后不久，家族成员对遗嘱中的分家析产策略存在异议，故于1917年成立愚斋义庄，下设董事会和清理处，负责分家析产策略的重大事情商议和财产清理工作，经商议决定“仍应遵照遗命十成分派宗旨，除应还债务、应提公用结清外，所有家产以五成分派五房，以五成所收利息为义庄……”的“家产庄息”分家析产策略。 　　分家析产机制与财富传承策略 　　1920年1月23日，在遗产清理小组第四次会议上，确定“公中、五房各半得五百八十万零三千零五十七两一钱九分四厘”并愚斋义庄所得产业清单。在2月3日的第五次会议上确定五房分配明细，即仁、义、礼、智、信五分产业清单，以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