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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任的媒体为社会提供光亮 而不是热量 　　按照“政治参与程度和参与意愿意识的高低/政治制度化的高低=政治不稳定程度”的原理，对影响社会稳定的要素进行分析，只有努力扩宽渠道，保证高制度化的民众参与，让高参与的要求能够为高制度化的机构所吸纳，才能最终为社会管理形成减压机制，而“媒体”作为门槛最低的参与渠道，在社会管理中不可或缺。但是，在为媒体力量崛起而欢呼的同时，也应该理性地认识到过度依赖媒体管理社会，即“媒治”可能产生的种种危险。重新将媒体的社会责任进行限定在有限责任，保证媒体不充当社会情绪的搅拌棒，不越俎代庖，超越制度程序干扰司法、行政，而是在获取翔实客观信息的基础上，以舆论监督的精神力量进行引导。在媒体生态环境发生的今天，在舆论狂欢的乱象中，呼吁传统媒体归位，只有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分工合作，各司其职，才能联手构建合理有序健康的社会。 　　根据世界社会政治的发展经验，当一个国家的人均年收入超过2500到3000美元的时候，社会将发生转型，儿转型期的主要特点就是民众渴望获得更多的公民权利和更多的政治权利，社会矛盾冲突加大。毋庸置疑，中国早已步入社会转型期，这是矛盾的汇聚期、矛盾的凸显期，当然，也更是一个矛盾的磨合期。 　　在这个阶段，民生问题早已不再是改革开放之初对温饱财富的单纯追求，而上升到一种对“安全感”的更高级追求――社会治安、法制建设、社会劳动保障、物价稳定、环境保护、食品安全、公共财政公开透明等，人们要求的越来越多，原有制度的承载能力也因此受到挑战。社会管理的过程中有关“调整与改革”，“理性沟通与建设”的呼声随之高涨。由此可见参与渠道对民众需求的满足程度，直接关系到社会问题能否得到及时的妥善解决，关系到社会的维稳大局。 　　一、影响社会稳定管理的要素分析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曾针对处在转型动荡期的社会提出的一个著名的公式：政治参与程度和参与意愿意识的高低/政治制度化的高低=政治不稳定程度 。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国家的公众有很高的政治参与意愿，但是这个国家提供给他们的政治参与制度化渠道却非常有限，那么这个国家的政治就会出现不稳定的情况，社会管理的难度和成本就会随之增加。从该理论入手，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清晰的结论：民众参与社会管理的意愿与合理吸纳公众意见的渠道是影响社会稳定的两个关键性变量。那么我们对这两个因素逐个进行分析，探究和谐社会管理的处理之道。 　　首先，社会稳定与政治参与意见成反比，那么是否能够从分子入手，为了维稳而压制民众对社会管理的参与，减少他们对社会事务的意愿表达？答案必然是否定的。改革开放带来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难以避免地产生了诸多的社会问题，比如国企改革带来的下岗失业，利益分配不均带来的贫富差距，城乡二元对立过程中产生的城乡差距，GDP崇拜下的环境污染以及一系列的公共政策危机等，政治参与意愿的高涨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避无可避。况且衡量一个国家社会是否健康，并不是看它是否存在矛盾而是看矛盾能否得到合理的解决。按照亨廷顿的解释，当公众参与受到挫折和压制，这种参与的要求非但不会降低，反而会伴随着失望或者绝望的情绪变得更加难以遏制。 　　既然不能从分子入手，那么维持社会的稳定和秩序就只能对分母进行调解，努力扩宽渠道，保证高制度化的民众参与，让高参与的要求能够为高制度化的机构所吸纳，最终为社会管理形成减压机制。这种参与的渠道通常包括以下几个部分：能够如实表达公众意见的媒体、老百姓可以与之直接对话的政府行政机构，再或者是一个兼具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的司法体系，当然还有更高层的通过人大代表进行提案，并最终形成的立法保障，简而言之就是社会的四大权力体系――媒体、行政、司法、立法。从理论上说，渠道越多，越畅通，越制度化，就越可以吸纳和化解社会的不满，公众可以运用这些手段，将自己的政治诉求全盘诉出，进而通过自下而上的相互了解、接触、冲突、妥协和合作使问题得到解决。 　　但目前，这个构成公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渠道本身，可能存在着一些弊病，值得我们反思与警醒。现阶段，中国基层群众维权的主体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农民工和下岗失业人员等。他们对于利益维护的诉求最强烈，也最希望政府可以听见呼声，为他们提供保障和庇护。从参与成本的角度分析，司法诉讼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相对高昂，这些弱势群体通常难以负担；立法处于上层建筑的顶端，它的稳定性特质决定了从提案产生到最终形成立法保障将是一个漫长的集体决议过程，并非可以通过单个人的行动在短期内达成变革和推动；行政渠道上，现有的沟通渠道相对窄化。此时，最安全，门槛最低，最有效率的方法似乎就是向媒体求助，寄希望于通过媒体的报道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继而推动事情的解决。 　　二、媒体在社会管理中角色定位 　　近十余年来，在处理社会危机事件中，媒体功不可没，中国取得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