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谣言与成都教案 　　摘要：在中国近代史上，几乎每一次重大教案的发生，都有一个典型的社会现象，即讹言四起，广泛传播，不胫而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谣言作为一种最古老的大众传播媒介，几乎在所有重大教案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原因。本文试图通过对谣言与成都教案的关系解析，使读者更加清晰认识当时谣言对教案发生的重要推动作用。 　　关键词：谣言 成都教案 反应 　　关于谣言与近代教案的关系问题，苏萍对此有深入的研究，他认为谣言作为一种最古老的大众传播媒介，在几乎所有重大的教案中，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据他统计，因谣言引起的教案就有202起之多，其中有48起教案，是因为谣传传教士迷拐幼孩，采生折割导致的，占总数的23.7%。 　　1 谣言与成都教案的关系 　　成都教案也不例外，成都教案的发生及其迅速蔓延都与谣言有着密切的关系。“教案之起岂仓猝间事哉，当将发生未发之时，必有匪徒幸灾乐祸，结党成群布散谣言，在通衢大道遍贴匿名揭帖，冀以摇惑众心”，事实也确实如此，在成都教案发生之前，各种对洋人不利的谣言已经传播开来，如“传说东门外有一只母牛，站在枯水河中，向一位道士说：‘外国人居住在这里，这里就没有雨’当时有人制造关于外国人的一切残暴的古怪的传说。这些传说在群众之中普遍流传，成为茶馆中的闲谈数据”。 　　这些谣言无疑增加了成都百姓对洋人的仇视，也成为成都教案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近年各省教案大部因由教堂幼孩、挖眼剖心之谣而起，此唱彼和，几余无处不为然”。参加打教而被捕的疑犯，他们的口供中，大都提到听闻教堂藏匿幼孩的事，如黄老杆，王睡亭等均供称“听闻人言教堂藏有幼孩被人打毁的话”而参加打教的。而以刘秉璋为首的地方官员，则利用百姓对谣言的相信，来鼓动百姓，通省保甲总局出示的一则告示中称：“洋人迷拐幼孩，现今??着实据，军民无得惊慌，获案决不宽贷”，英国公使欧格纳认为此告示“甚为可恶”，川人见此告示，“愈激众怒，打毁教堂，如有所恃”。而正如欧格纳预料的那样，此后“谣风流传，如响斯应，曾不旬日间而省外教案遂层见迭出”。而刘秉璋则认为成都教案迅速波及其它州县，是“因省城寻出幼孩，纷纷传播，衅端迭起”。而这个寻出的幼孩只不过是官员们编造的一个谎言，刘秉璋在致总署电中，称由福音堂搜出一名男童，“面色上好，鼻内有黑烟，周身绵软，口不能言，当用凉水将药洗去，微洒水下喉，稍觉清醒，仍不能言，幸能写字。据写称十三岁，名黄廷福，油店生理，洋人将伊扯进福音堂，口鼻内洒以?\末药，遂不能言，用铁箱装藏于底板内等语”，这里面疑点重重，显然很难令人信服，总署的回电中对此也提出了质疑，“教堂铁箱里果藏男孩，无待用搜拆看，便以闷死。该童供称铁箱装藏于地板内，亦非登时可能搜出”。台湾学者张秋雯也认为此事可靠性极小，因为，如果果真有此事的话，不仅四川地方官员会继续强调，就是清廷也不会放过这一有利的证据，而听任英法美三国的勒索。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6月17日，刘秉璋在开缺四川总督刘秉璋奏报办理省城教堂医馆被毁情形折》也承认这是个谣言，搜出的幼孩“即已抬送保甲局，案已经官理，宜听后查问虚实自明，乃借此恃众逞横，将该堂拆毁。又因失火燃烧殆尽府县营汛弹压始散，业已大干例禁。乃因此谣言传播，又于初六黎明分赴城厢，将教堂拆毁”。而就是这个编造出来的幼孩，老百姓却信以为真，纷纷哄传，也导致了打教活动的迅速发展，又因为在一洞桥法国教堂起获骨骸一个，“并不全骨殖，益滋疑忿”，遂将成都各处教堂全部打毁，并迅速波及周围州县。 　　对于洋人戕害幼孩的谣言，人们大多是相信的，据立德夫人记载：“一个中国男仆在英国领事馆干了大半辈子，女主人问他：‘你一定不相信那些谣言，你了解我和老爷，你不会相信我和老爷会掏小孩的眼睛的吧？’男仆长叹了一口气说：‘我不知道’”，立德夫人认为“全中国人都相信，外国人挖小孩的眼睛榨油洗照片”。成都人民对这个谣言当然也是深信不疑的，四川前总督刘秉璋在给总署的电报，说“川省城中近年来时有遗失幼孩之事，百姓哄传，皆被洋人藏匿戕害”。文幼章认为成都的谣言是四川的一些权势人物散布的，他们的目的在于，挑起当地的百姓对洋人“潜在的恐惧”，虽然目前还没有确实的证据证明这些谣言是由四川权势人物散布的，但是他所说的百姓对洋人存在“潜在的恐惧”，正好从另个侧面说明了，由于百姓对洋人的恐惧，而更容易相信戕害幼孩的谣言。正是因为百姓相信洋人戕害幼孩的谣言，才会愤起打毁教堂，如在嘉定，愤怒的示威群众在攻打文焕章一家住的院子时，大声喊着：“打到洋狗！杀死吃洋娃娃的大鼻子！杀死凌辱我们祖先的坏蛋”。 　　2 民众对谣言的反应 　　那么人们为什么会相信洋人戕害幼孩的谣言呢？ 　　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将群众定义为“聚集成群的人”，他认为群众在心理上具有原始性、冲动型、单纯性、无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