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业集团和媒体知识分子晚清到民国报业发展的差异.docVIP

． PAGE 26． 報業集團與媒體知識分子：晚清到民國報業發展的差異 北京大學《新聞史青年學者論叢》 ． PAGE 25． 北京大學《新聞史青年學者論叢》?2014年4月號 報業集團與媒體知識分子：晚清到民國報業發展的差異 唐志宏 ?台灣彰化建國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通信住址：彰化巿介壽路一號；E-mail: HYPERLINK mailto:chihung.tang@ chihung.tang@。本文獲台灣行政院國家科技部計畫案補助：《成舍我先生傳(1898-1991)》專書寫作計畫案(計畫編號：NSC-101-2410-H-270-004-MY2；執行時間：2012年8月1日-2014 中文摘要 以往對近代知識分子的討論，多數是集中在傳統型知識分子身上，很少針對報業從業人員來加以分析。也就是民國後另一種新型的「媒體知識分子」的出現，仍欠缺完整的討論和研究。這群知識分子有的曾受過傳統教育，或是接受了新式教育，或是擁有海外留學經驗。對於救國經驗的實踐，有的採取加入「學而優則仕」的舊路，有的則組織政黨、學會來獲取掌握救國的權力，有的則選擇回到新式教育大學體系裏傳承學術。雖然取徑不同，但多少都參與了報業工作，或是受到報業的影響(包括編輯、主筆撰稿、採訪、或是在報紙上發表作品)。但是，另一批人則選擇純粹以辦報來成為一生的志業，這個志業則是以民眾的立場為後盾，來做為其對抗、監督政府的資本。這群受到媒體產業影響的知識分子，我們可以稱其為「媒體知識分子」，有別於受經書教育為主的傳統知識分子。本文將以媒體產業的幾個例證為分析核心，從晚清的報刊到民國報業發展，兩個不同時期的跨度，做為比較說明的基礎。 關鍵詞:媒介知識分子、媒體知識分子、報業集團化、大眾化、巿場化 前言 傳統新聞史學，對中國報業發展的區分方式，往往以歷史軸線和文本為根據。以歷史軸線做為分期的依據，區分為幾個時期：「官報獨占時期」、「外報創始時期」、「民報勃興時期」；以文本為根據，又可區分為幾個時期：「京報、邸報」、「傳教士報刊」、「政論型報刊」、「革命派報刊」。 戈公振，《中國報學史》(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82年)。 戈公振，《中國報學史》(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82年)。 何穎怡(譯)，舒德生(Michael Schudson)(著)，《探索新聞：美國報業社會史》(Discovering the News: A Scocial History of American Newspapers.)(台北：遠流出版社，2001年)，頁17。 晚清到民國報刊的變化過程，從正式開始有大量知識分子參與的「政論型報刊」開始， 體現在當時知識分子參與政論型報刊的熱烈，最具體的就是以圍繞《時務報》為核心的群體。可參閱當時時任報社經理的汪康年，幾千封與讀者往返的書信集《汪康年書友書札》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989)。 那麼是不是意謂著所有往巿場化傾斜的報刊及報人，都將因為聚焦於讀者群，就放棄舊傳統報刊那種「啟民智」、「圖富強」、高度關懷社會的救贖傳統？有趣地是，民國時期許多報刊，反應在關懷社會與參與政治的要求上，從未比起晚清時期有所弱化，反而更加使用報刊的力量，強化了「變革富強」的議題。本章便是試著從這個觀點，來說明晚清到民國的知識群體，那種富強關懷的連結性，如何轉移到兩者對於報刊實踐的差異；進而以「媒介知識分子」、「媒體知識分子」的論點，來重新定位兩個世代不同的知識群體，在接觸報刊後，所產生的變化；同時，從「言論」到「新聞」的報刊發展上，也應涉入兩者在面對讀者時，顯示出的差別，就是「菁英教化」與「群眾動員」。 兩個階段的媒體知識分子 有關知識分子的說法，學界頗為紛歧，其定義更無法統一。有學者在文化的層次裡，由下而上，將其區分為幾種類型：(1)非文化型知識分子：具有一定程度的學歷，但不從事文化工作，而在機關部門從事管理和事務性工作；(2)傳授與應用型知識分子：教師、工程師、專門性醫生；(3)創造型知識分子：學者、科學家、作家、藝術家；(4)批判型知識分子。以此認為從事大眾媒介使用者基本上屬於第二類，是傳授與應用型知識分子。 鄭也夫，《知識分子研究》(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4 鄭也夫，《知識分子研究》(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4年)，頁10-12。 中國報業的發展，從晚清到民國，如果以報業工作者本身的演變審視，歷經了幾個階段：傳教士報刊開拓時期、民報與官報混合期、革命派報刊獨立期、民營報刊逐步確立期。 此處的分期和戈公振的分法有別，戈氏將中國報業區分為「官報獨占時期」、「外報創始時期」、「民報勃興時期」、「民國成立後的報業」。這種分法主要的爭論性，在於分法過於簡單，忽視了各時期有其重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