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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地方性银行业发展规模与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摘要】诸多实证检验发现，良好的地方性银行业发展有助于促进经济有效增长。但地方性银行业发展规模和其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如何相互影响，却一直是相关领域学者们争论不休的论题。本文运用云南省1995～2013年的年度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以云南省银行业金融相关率（FIR）作为衡量银行业发展规模指标和以云南省银行业中、小金融机构存款市场份额作为结构性度量指标，即除国有四行之外的其它金融机构存款占该地区全部金融机构存款余额比例。实证结果显示云南省经济增长并不是云南省银行业规模发展和市场结构转变的格兰杰原因；相反，云南省银行业规模发展和市场结构转变却是云南省经济增长的显著性格兰杰原因。 　　【关键词】金融发展 银行业发展 经济增长 　　一、引言 　　伴随着经济货币化和资产金融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以及我国区域不平衡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日益凸显，相关研究人员逐渐调整视角从国家宏观层面转换到具体的地区层面，试图深入到具体的区域层面进行地方性差异化研究。近年来云南省证券市场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以银行业为主导的金融体系不断趋于弱化，但以商业银行为主导的间接融资方式仍是云南省最为主要的融资手段。伴随着云南省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以银行业主导的云南省金融体系在规模上不断的发展扩大、市场结构逐渐由垄断转向竞争，地方性金融业发展已经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然而，云南省银行业发展规模和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联系呢？本文试图从云南省银行业发展规模和结构作为指标，探讨云南省银行业规模发展和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为不断推进云南省银行业改革提供实证依据。 　　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有关文献回顾 　　国内经济学家韩廷春（2005）通过引入金融发展的规模、结构、效率等变量，检验发现（1992～2002）银行业效率及结构的变迁是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表明我国的银行业体系的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然而经济增长并非银行结构与银行效率提升的Granger原因。国内学者武志（2010）运用发展经济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基于“供给主导”和“需求遵从”理论进行分析，并引入“戈氏”指标进行实证检验，结果验证了不发达地区的支持“供给主导”假说，而发达地区的支持“需求遵从”假说。孙文军，黄倩（2011）通过对云南省（1990～2009）20年的统计数据，运用Granger检验云南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结论表明：在云南省1990～2009年间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具有正的相关关系，资本投入是云南省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持，技术进步则是推动省内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由此可见，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对金融服务产生的需求相适应时，才能有效利用金融体系的功能，金融发展才能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相反，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对金融服务产生的需求相背离时，过度的金融发展则会阻碍实体经济发展的进程。对不同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和经济状况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不仅有助于了解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所处阶段，更有助于深入分析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为相关的经济政策制定提供有力依据。 　　三、银行业发展规模和结构与经济增长概念界定 　　第一，金融发展规模指标：传统意义上对金融发展规模的衡量指标主要有两个，第一“戈式”指标，Goldsmith在1969年提出了金融相关比率（FIR）指标的重要作用，随后又提出了若干衡量金融发展指标，如衡量金融结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等。然而，Goldsmith通过诸多指标对经济增长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包含M_2（货币供应量）、L（各类贷款）和S（有价证券）等的金融相关比率（FIR）相对更能准确的衡量金融发展。第二“麦式”指标，“麦式”由经济学家麦金农1973年提出，由于其概率明确、操作相对简单又能合理体现地区金融规模发展水平等原因是我们国内用来衡量金融发展相对广泛的指标，通常用M2/GDP表示经济的货币化程度。银行业是金融体系中的重要组成，本文以“戈式”指标作为理论基础，从指标中数据的可获取性以及体现云南省地方性银行业金融发展规模的内涵性两方面出发，采用云南省年度银行业存款表示银行业发展规模指标，模型中用FIR（金融相关率）表示。 　　第二，金融发展结构界定。金融发展结构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考察：按金融交易期限的长短可以将金融结构体系划分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按金融活动有没有介入金融中介，则可以考察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结构的比例；按银行业结构竞争程度，可将银行业结构划分为规模不同的类别。关于银行业结构竞争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现有文献主要争论的焦点在于银行业的垄断集中度与经济增长关系。产业组织理论的传统观点认为银行业结构垄断越高越不利于经济增长，Guzman（2000）认为，相比于竞争性结构的银行业，趋于垄断性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