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宗教的本土化阐释一述评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中的宗教学思想.doc

中国宗教的本土化阐释一述评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中的宗教学思想-大学语文论文 中国宗教的本土化阐释一述评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中的宗教学思想 谢艾迪 吴绍敏 (山东大学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山东济南250100) ［摘要］杨庆堃先生反对以西方的宗教概念来解释中国的宗教和文化传统，认为宗教广泛地存在于中国社会各个领域当中。并且创造性地提出“弥散性”宗教和“制度性”宗教这对概念，强调宗教对家庭组织和社会各方面都有重要作用。但杨氏对于这两对概念的划分过于宏观，不适用于微观分析。杨氏肯定了宗教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但其一些观点在宗教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也面临着新挑战。 ［ 关键词 ］杨庆堃；宗教；弥散性；制度性；新挑战 ［中图分类号］B1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610(2014)07-0060-03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一直存在着由于中西文化不同所造成的隔阂与困难。近代以来，在跨文化的诠释中，中国学者的一直努力使用西方的概念、观点来解释中国的文化传统与文化现象，从对“religion”一词的移植和不算恰当的翻译，到因为中国社会没有结构显著的、正式的、组织化的宗教便认为中国社会没有宗教信仰的推断，中国学者日渐表露出“以西观中”的“反向格义”倾向［1］，是“明显地用不熟知的观念来诠释我们应该熟悉的思想”［2］。故摆脱对西方理论的依赖，发展一套适用于中国本土宗教与社会的理论乃是当务之急。 杨庆堃先生在中国宗教的本土化诠释中的研究对此便很有借鉴意义。他的《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及其历史因素之研究》（下文均简称《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便是集其研究大成的一部著作，国际汉学大师欧大年（Daniel L. Overmyer）不吝溢美之词地称之为研究中国宗教的“圣经”。他在书中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中国社会生活和组织中，宗教承担了怎样的功能，从而成为社会生活和组织发展与生存的基础，而这些功能是以怎样的结构形式来实现的？”［3］19由此也可以看出，杨庆堃先生在这本书中进行的阐释远不止中国宗教，同时也将自己对中国家庭、农村社区和儒家传统等方面的研究与见解完美地融合了进去，所以他“实际上研究和描述的是中国社会和宗教的整合”［4］1。杨庆堃先生将中国民间信仰视为一种宗教信仰与社会现象，在全书范围内进行了讨论，论证了宗教在中国社会中的独特地位。但二元的划分标准在实际界定中有着诸多问题，不完全适用于微观分析。同时在宗教结构日益复杂、宗教地位也比较微妙今天，杨氏的一些观点难免具有自身的局限性。 本文将简述杨先生的主要观点，并进行适当阐发和评论，以冀杨先生的思想精华和在不同文化相互诠释理解中进行的学术研究方法典范能够在此得到彰显。 一、关于中国社会有无宗教的论争 杨庆堃先生认为在欧洲、印度、中国这世界三大文明体系中，唯有中国宗教在社会中的地位最为模糊，因此宗教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一直是一个比较含糊的、令诸多学者争论不休的问题。回顾历史，确实可以发现中国社会跟拥有正式组织体系和一定势力的宗教派系的欧洲社会不同，在多数时间里，中国社会都没有势力强大的、高度组织化的宗教。坚持“反向格义”方法的代表学者胡适便认为：“中国是个没有宗教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个不迷信宗教的民族。”［5］梁启超在这一问题上更为谨慎，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写道：“中国是否是有宗教的国家，大可研究”，但他也认为中国“土产里没有宗教”。梁启超不同意孔子的儒家思想是宗教理念：“孔子全不如此，全在理性方面，专从现在现实着想，与宗教原质全不相同。”对于中国原生的禅宗思想和道教，他认为禅宗思想接近哲学，而道教则是惑众的旁门左道，均不算是宗教。张志刚教授总结出“中国无宗教论”有两种表述方式：一是认为中国人、中国社会或中国文化中是没有宗教信仰的；二是宗教在中国社会或中国文化并不具有重要地位和重要作用。［6］5-14张志刚教授认为，中国无宗教论者忽视或轻视了作为多民族、多宗教的中国里的民族性宗教现象，同时除梁启超外的无宗教论者，漠视或蔑视了被普遍理解为文化习俗的民间信仰。 杨庆堃先生在论争中看到了“反向格义”方法在不同文化相互诠释理解下的有限解释力，他反对用西方的宗教概念来解释中国的宗教与文化传统。在中国，西方中的宗教教义和强大的神职力量是被世俗取向的、持不可知论的儒家传统所取代的；而在民间，通过大量的民族志调查，杨庆堃先生认为存在着大量的系统性的民间信仰或神灵崇拜现象，且具有一定的维护社会秩序稳定、塑造乡村道德的功能，并仅仅如韦伯所言是“功能性神灵的大杂烩”［7］。同时杨先生通过南庆地区花500美元庆祝土地公诞日的事例提出：“没有哪个‘非宗教’的民族能够在经济长期匮乏的情况下，宁可牺牲掉兴修水利和兴办教育的计划，而承担如此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