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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义利观与与谐社会构建 　　编者按：作为中国古代伦理学上的重要命题之一，儒家尤其孟子的义利之辩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何正确看待孟子义利观，孟子的义利观体现了哪些思想，其对当下有何启示？本刊就此问题采访安徽大学哲学系教授钱耕森。 　　反对官吏交相逐利 　　义利之辨由来已久，在儒家典籍中，尤以《孟子》的探讨较为集中，如何理解“义”与“利”的含义？ 　　钱耕森：所谓义者，“宜也”（《中庸》），“行而宜之”（韩愈《原道》），即合宜的道德、行为或道理；而利则指的是利益、好处。可以说，义与利是儒家思想、言论和行动上重要的范畴，在先秦社会、经济、政治及道德史上，争论十分激烈。 　　义利之辩也是《孟子》全书的第一个讨论。《梁惠王上》首章记载，孟子见梁惠王，面对梁惠王“亦将有以利吾国乎？”的问题时，孟子立即答以“王何必言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可以看出，他的观点和态度是非常明确，毫不含糊的，这句话也因此成为孟子义利观的名言。孟子这个论断并非凭空提出，他的根据在于，如果一旦“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那么“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抓住这一点，即可分析出孟子所言“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的客观根据以及合理性。 　　但一段时间以来，有的论者根据这个论断，以及“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一句，认为孟子是把利与义对立起来，崇仁义而轻功利，迂远空疏，不切时宜，甚至上升到维护统治者利益，反对劳动者利益云云，对此，我觉得有必要予以纠正。 　　如何理解孟子“怀仁义去利”的义利观，其提出的时代背景是什么？ 　　钱耕森：事实上，孟子首先反对的就是统治者的无义之利，为此他进一步举例：“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不仅国与国之间为扩张势力而争，而且各国内部政治集团也逐利而争，如果轻义而重利，那么不闹到篡夺君位的地步是不能满足的，亦即所谓的“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由此可知，孟子“怀仁义去利”的一贯主张，其主要针对的只是大大小小的统治者以及他们内部的你争我夺而已。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中“庶人”一词，在古代不仅指老百姓，而且还专指小官吏，如在“啬夫驰，庶人走”（《书?胤征》）中，孔颖达疏，“庶人走，盖是庶人在官者，谓诸侯胥徒也”；再如“庶人为国君”（《仪礼?丧服》）一句，贾公彦亦疏“庶人”为“府吏胥徒”。在我看来，孟子在这里所说的“庶人”也应作小官吏的新诠。哪有老百姓拥有兵车“乘”呢，更何从谈起“万乘”、“千乘”、“百乘”？可知孟子所要阐述的，仍然是战国“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的社会乱象，以及“交征利”所带来的恶果。与此相反，在孟子看来，“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所以他反复强调，“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积极为民求利争利 　　作为“仁政”社会的提倡者，孟子对劳动者的利益是否有所注重，体现在哪些方面？ 　　钱耕森：在《梁惠王上》第一章中，孟子明确地向统治者提出要“怀仁义去利”，第二章后便开始为民要利、争利了。所以，当梁惠王在皇家苑囿里独自逍遥、忘乎所以地问孟子“贤者亦乐此乎”时，孟子直率地回答：“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意思是说，有德行的人才能体会到快乐，没有德行的人纵有美丽的花园，但也无法体会。他接着引《诗经》所载周文王与民同乐的范例，得出统治者只有与民同乐，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的结论，同时又引《尚书?汤誓》里百姓诅咒暴君夏桀“时日害丧，予及女偕亡”的话来说明脱离与民同乐与背叛民利的下场，孟子以正反两方面的典型事例告诫梁惠王，必须与民同乐，让利予民。 　　为给老百姓争“养生丧死无憾”的福利，孟子提出一系列要求，如“不违农时”、“数罟不入?闯亍薄?“斧斤以时入山林”等，这样谷与鱼鳖将不可胜食，材木将不可胜用，从而“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孟子认为，只有治国理政做到“使民养生丧死无憾”，才能开始实现儒家所竭力提倡的王道的政治与社会。 　　但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来看，“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仍是一种过于理想的状态。 　　钱耕森：是的。当时的老百姓“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可见其生活之穷苦。而这一切，孟子认为主要是由于君王制民之产不当所致。所以，在他看来，有无“恒产”对老百姓来说，直接关系到他们能否生存，以及生活水平的高低，是否安定，讲不讲礼义道德等等，十分重要。 　　为让老百姓能够维持生计，孟子进一步为民争利，提倡君王应当让老百姓拥有一定的“恒产”，这些“恒产”主要指“五亩之宅“的房产和“百亩之田”的地产，其标准和具体表现即是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