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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与班级规模研究述评 　　中图分类号：G45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4289（2012）11-0059-03 　　适度的学校和班级规模对于提升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和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具有重要作用。目前，美、日、韩等国相继掀起了一场缩小班级规模的热潮，我国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也明确提出义务教育要“深化课程与教学方法改革，推行小班教学”，这无疑对学校和班级规模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而我国适学人口的减少和师资规模的扩大又为合理调整学校和班级的规模提供了客观条件，因而有必要对国内外已有的学校和班级规模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进行梳理和回顾，从中发现已有研究的经验与不足，并提出新的研究视角。 　　一、国内外关于学校规模研究的回顾 　　（一）国外学校规模研究回顾 　　针对基础教育的薄弱状况，国外先后展开了一系列的教育变革，其中，学校规模的变迁一直都是学校领域内研究的重要关注点，从研究内容上来看，国外学者主要探讨了学校规模与经济效率、学生成绩、教育公平等方面的关系，但是对于学校规模应该扩大还是缩小一直没有达成一致性的结论。 　　从研究视角上看，国外学者主要从教育成本和教育收益两个角度来探讨学校规模的大小。从教育成本的视角出发，学者普遍持规模经济的观点，认为学校规模与教育成本的关系呈倒U型曲线，在学校规模达到倒U型曲线的顶点时，教育成本最低。而从教育收益的角度，学者则认为学校规模与学生成绩呈线性关系，即研究结论单一地支持小规模或大规模的学校，如Eberts在研究1978年美国政府机构收集14000名四年级学生一年之内的数学成绩发现，小规模学校的学生数学成绩明显高于在中等规模或大规模学校学生的成绩，中等规模学校的学生成绩明显高于大规模学校学生的成绩[1]。Kuziemko在印第安纳州进行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而Barnett和他的同事的研究结果正好相反。 　　从研究方法上看，国外学者主要是运用数理统计方法，例如研究学校规模经济的学者通过计量经济模型从实际数据来估算成本，并以此来确定是否存在规模经济，使用的模型主要是成本函数。 　　（二）国内学校规模研究回顾 　　我国学者对于学校规模的研究主要从规模经济的视角出发，最早进行此领域研究的是台湾学者林文达教授，他在对台湾21所中学的学校规模资料进行研究分析，发现台湾中学的适度规模是1800-2200人，在台北市则是2200-2400人[2]。中国大陆对于学校规模的研究偏向于高等教育办学规模的视角，学者普遍认为我国的高等教育没有达到规模经济的范围，这也成为我国自1999年来高校扩招的一个重要原因。近年来对学校规模经济的研究又有了新进展，很多学者认为学校规模不再单纯以在校生数量为唯一指标，处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学校，在教育投入和教育技术条件不同的情况下，其学校的适度规模是不同的。如王善迈教授就对“学校的适度规模”的概念做了新的诠释[3]。另外，在实证方面，我国学者也做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如杨晓霞、郭万利就通过实验推算出广州黄浦区公办中小学的最适办学规模[4]。 　　从研究方法上来讲，定量与定性的分析方法在我国学校规模经济的研究中均占重要地位。北京大学的闵维方教授等在二十世纪90年代初采用回归的方法对我国高等学校生均成本与学校规模之间的关系作了分析，得出高等教育的生均成本随着学校规模的扩大和生师比的提高而下降[5]。而靳希斌教授通过定性分析得出了“学校规模经济产生的三个条件”，即“教育资源的充分利用，教育资源的适当运用及规模扩大但不衍生不经济缺陷”[6]。 　　综合国内外对学校规模的研究可以发现，从规模经济的视角研究学校规模与教育成本的关系在国内外的研究中均占很大比重，学者不但在理论上证明了学校规模经济的存在，还进一步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了不同学校的适度规模。另外，关于学校规模与学生学业成绩、教育公平的关系的研究已成为近年来国外学者关注的重点，但对于扩大还是缩小学校规模并未达成统一的观点。国内近来在学校规模方面的研究进展主要表现为衡量学校规模的指标的改变，很多学者认为不应再单纯以在校生数量作为衡量学校规模的唯一标准，处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学校，在教育投入和教育技术水平不同的情况下，其学校的适度规模也是不同的。 　　二、国内外关于班级规模研究的回顾 　　（一）国外班级规模研究回顾 　　国外班级规模研究历时数百年，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即大班教学时期、小班化教学时期、小班化教学重新定位时期。 　　从研究内容上看，三个阶段都注重通过实验研究班级规模的大小对学生学业成绩、教师表现、教育效率等的影响。美国田纳西州的Student Teacher Achievement Ratio（简称STAR）计划、加利福尼亚州的Class Size Reduction（简称CSR）计划和威斯康星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