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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与解与被害人权益保护良性生成机制研究 　　【摘要】传统刑事立法和司法把犯罪看成是个人对国家利益的反抗，对犯罪人的追诉由国家来进行，这种强调国家主义和集体利益的追诉机制具有迅速打击犯罪的功能，但往往忽略了真正遭受犯罪侵害的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和利益诉求。刑事和解制度具有加害人恢复和被害人保护两方面的功能，可以实现加害人与被害人权益保护的良性互动。 　　【关键词】刑事和解 被害人权益保护 生成机制 　　刑事和解概述 　　刑事和解在西方被称为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和解，它是指加害人和被害人在由中立的司法机关和人员的主持下，通过直接的对话和协商达成和解协议，加害人通过真诚悔罪和积极赔偿从而获得刑事责任轻缓化处理的一种活动。刑事和解制度起源于西方，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北美的少年司法系统中的加害人与被害人和解程序是西方刑事和解制度最早的萌芽。刑事和解制度是伴随着西方恢复性司法理念的出现及被害人学的兴起而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制度，具有被害人恢复、加害人恢复和社会恢复等多种功能，是在平衡犯罪惩罚与被害人保护及犯罪人再社会化等方面的一种创新。 　　刑事和解通过加害人和被害人之间的交谈和协商而达成和解协议的方式解决纠纷，充分体现了受害人的当事人地位和利益诉求。与传统排斥受害人参与解决纠纷的国家单向追诉模式相比，它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宽缓性。刑事和解强调受害人与加害人之间的直接对话和协商，加害人通过真诚悔罪和积极赔偿的方式求得了受害人原谅，避免了双方之间的激烈对抗，有利于矛盾的缓和和彻底解决。 　　二是自主性。刑事和解尊重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合理的“意思自治”，这区别于国家与被告人达成合意的辩诉交易。刑事和解能否达成主要取决于被害人和加害人的自主意志。这种自主意志体现为明知行为后果的自愿。正因为这一特点，刑事和解被一些学者称为“刑事契约”，真正体现了对纠纷直接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尊重。 　　三是互利性。刑事和解是一种双赢的纠纷解决机制，因为通过对话和协商达成的和解协议有利于被害人精神和物质两方面损失的恢复，刑事责任轻缓化的处理也有利于加害人及早的重返社会。 　　四是公权力的控制性。刑事和解必须在公权力的视野范围之内，受到公权力的控制，这区别于民事契约和“私 ”。刑事和解的范围有严格的条件限制，必须纳入公权力机关的视野，其过程和结果都需要接受监督和确认。 　　刑事和解制度的理论基础是平衡论、叙说论和恢复性正义理论。恢复性正义理论是刑事和解制度最主要的理论基础，该理论平衡了加害人、被害人和社会之间的利益，为人类在刑法之外寻找恢复平衡提供了一种理想的方式。 　　与传统的排斥受害人参与解决纠纷的国家单项追诉机制相比，刑事和解是一种更具人性化、更直接也更积极和有效的纠纷处理方式。理由如下：其一，对受害人来讲，通过刑事和解可以最大限度的弥补因犯罪而遭受到的精神和物质两方面的损失。其二，对加害人来讲，通过与受害人的直接对话和交流，有助于其认识到自己的犯罪给受害人带来的伤害，从而真诚悔罪和积极赔偿，在获得受害人原谅的同时也减轻了自己所应承担的刑事责任。其三，对于国家来讲，通过被害人与加害人积极对话和协商的双向交流模式解决纠纷，有利于矛盾的彻底解决，缓解了国家机关的工作压力，降低了国家的刑事司法成本，提高了纠纷解决的效率。从诉讼阶段上来讲，刑事和解可以适用于诉讼前、诉讼中或诉讼后的任何阶段。 　　传统国家单向追诉机制下被害人权益保护的缺陷 　　传统刑事司法坚持国家主义和集体利益至上，犯罪被认为是孤立的个人反抗国家利益的行为，因此，国家承担了追诉犯罪几乎全部活动，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往往被忽略和弱化，成为国家追诉犯罪的陪衬。然而，作为遭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人，被害人具有不可争辩的当事人地位，具有强烈参与诉讼过程和影响诉讼结果的主观愿望，但在传统的国家刑事司法追诉模式下，这种地位和愿望往往淹没在国家主义和集体利益之中而被漠视和忽略。不可否认，由国家主导和垄断的单项追诉犯罪的刑事司法模式和以监禁刑为中心的刑罚结构，在实现对犯罪行为的惩处上具有较好的法律效果，但却存在难以充分弥补被害人损失、难以根本修复受损的社会关系、容易形成对立情绪、司法成本过高和改造不彻底等一系列问题。 　　从理论上来讲，刑罚应具有预防犯罪和社会保护的双重功能，国家对犯罪分子的追诉和惩罚，主要体现了刑罚预防犯罪的目的和功能，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着社会保护功能。不过，由国家主导的单向追诉和惩罚犯罪所保护的被害人权益是从一般意义上讲的，或者说实现的是一种普遍保护。每个案件的被害人都是特定的、具体的，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惩罚犯罪能使利益最大化的途径也是不同，而不是简单的都是让加害人承担更重的刑事责任。因此，刑罚的社会保护对被害人来讲更重要是特殊保护而不是普遍的保护，既不能把刑罚预防犯罪和社会保护混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