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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民俗学视野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摘要〕 现代意义上的古典文学研究始于20世纪初，以周作人、闻一多等为代表的众多学者从中国文学的源头和经典取材，用西方民俗学的观念和方法重读古代经典。20世纪80年代后，西方民俗学在学术、学理和学科建设等方面的发展均表现出对本土文学研究和文艺批评的适用性。90年代末至今，结合民俗学方法的古代小说研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本文认为，文学和民俗学的研究领域不能截然分开，民俗文化的琐细方面构成了一个民族的自身生活，透过习俗可以到达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把作家和作品放在民众的生活经验和民俗文化层面上观察，从而达到对文学的主体――人的精神源泉的一般把握，这样我们的研究将更有作为。 　　〔关键词〕 古典文学；民俗学；跨学科；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9）01－0184－06 　　 　　如很多学者所指出的，民俗学以研究一国或一民族群体固有的传统生活文化为己任，中国现代引进西方民俗学科，是以文学切入的。西方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在20世纪初舶来中国以后，为中国的本土文学研究提供了多一层视域和多一重的理论选择。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文学理论和民俗学方法的交融互用已为当代学者所接受和认同。在古典文学批评和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也是这样，很多学者在传统考据学和训诂学之外，另辟蹊径，运用民俗学的观念、方法，发现和解决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给人启发。 　　近20年来，古典文学和民俗学虽然在学科上都有边缘化趋势，但是结合民俗学方法的古典文学研究，似乎方兴未艾，不少富有创新意味的研究论著的出现，使得新时期的古典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更加多样化。本文关注这方面的尝试与努力，在对20世纪20年代以来出现的新型古典文学批评和研究进行整体梳理的基础上，着重考察结合民俗学等多学科观念的古典文学研究情况，以及民俗学方法在其中的适用性和有效性。 　　 　　（一） 　　 　　西方民俗学的引进发生在20世纪初，“五四”运动把当时已经僵化了的正统文学（所谓“贵族的文学”）视为中国落后贫穷状况在文化因素上的顽疾痼瘤，而把与正统文学相对的民间文学提上了史无前例的高度。〔1〕许多学者参加了当时北大倡导的收集歌谣的学术运动，为的是给中国文学增添范本，同时也为学术研究提供第一手材料。然而，若要正确地认识和研究民间文学，必须找到先进的理论方法为治学之器。恰逢其时，民俗学理论被当时西学东渐的文化浪潮裹挟着引入中国，为当时苦寻救国救民出路的学者们所接受和实践。 　　朱自清《歌谣与诗》中说：“在民间文学领域，西方[注：朱自清1929年在清华大学讲授“歌谣”课程的讲义中，借用《英语民歌论》（??English Folk??Song??,1915）来界定中国的古代歌谣概念。见朱自清《中国歌谣》，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5页。]的影响如此强烈，迫使我们不能不追随之。”“西方的影响”这里指的是那些具有启蒙意义的学术观念，“我们追随”的方式一是把那些著述移译过来；一是把接受的理论和方法用到本土文学的研究上来。歌谣运动中对于民风的调查和口头创作的采录，既是民俗学意义上的田野作业，其实也是语言学（或者说方言学）意义上的资料搜集。从理论上讲，民间文学是人民群众创作和传承的口头文学，是一种集体性的创作。然而口头文学必须经过专人的收集和记录整理（在此过程中还难免被辑录者润饰删改），以歌谣、谚语、传说、故事等各种样式被收进历代的典籍或文学作品里。口头文学终究还是要以书面形式才能保存下来。比如《诗经》既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也是一部民间歌谣的集子，《山海经》、《楚辞》里记载的多是上古时代的神话和传说，包括《史记》在内的许多正史杂著，都不同程度地吸取了民间文学的成就。因此，从民间文学的内容看，能经历漫长年代而依然留存下来的，大多是依靠古代的典籍和文史资料。 　　正因为如此，民间文学研究实际结合民俗学研究方法的，大多由古典文学入手。周作人的童话专论、茅盾的神话研究，都深受英国民俗学家安德路#8226;兰（Andrew Lang）的启迪；郑振铎对俗文学、赵景深对童话和戏曲、黄石等人对神话传说的研究等等，无不吸收了西方民俗学的理论和方法。以“进化论”、“文化遗留物”等学说为主要特征的欧洲文化人类学深深影响了一大批力图摆脱乾嘉考据学派的中国学者。当时的学术思想和学风整个为之转变，如宗教民俗学家江绍原所说的，“中国学人开始用近代学术的眼光和方法，去重读他们的古书和发掘研究他们的古物了。因为有这种工作，他们对于古思想，古生活，古制度等等，业已重新发见了若干事实――若干被人误解或忽略了的重要事实。”〔2〕 　　尽管在学术形式上有差异，西方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都关注文化（或文明）的连续性和传承性，认为文化的每一阶段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