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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以历史与片断为纽带 　　从历史中认祖归宗的话，拼贴艺术这事要从1910年说起。毕加索和波拉克为了挑战绘画的三度空间思维，把拼贴引入了艺术的形式。于是，手撕现成图像成了先锋的艺术手法。而后，在1930年，杜尚正式开启了现成品艺术的魔盒，那些带有无政府主义理想的达达主义者们大量地使用拼贴，目的是反抗权力，为了挑战权威而破坏图像（尤其是权力所支配的媒体图像），这个使命堪称伟大，而他们武器仅仅是胶水和剪刀。Hannah H？ch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达达主义拼贴艺术家，拼贴艺术的政治性也从她开始，树立起了典范；还有John Heartfield，甚至在1932年，当希特勒权势滔天的时代，他仍无所畏惧地制作了拼贴海报《阿道夫、超人燕子和无数垃圾》，政治讽刺昭然若揭。我们很容易得到这样的结论：拼贴艺术是带着左翼的文化基因走到了历史前台。 　　到了60年代，波普艺术家们改变了艺术史的走向，当然也包括拼贴艺术，他们拥抱的是大众文化，他们无所顾忌地使用广告的语言、电影、报纸、杂志、喜剧、消费文化的图像，他们建立起了高雅艺术和世俗文化的链接。拼贴，在他们的手中，成了滚滚图像洪流中的艺术出路，这个艺术方法在今天的媒体社会环境中尤为重要。 　　拼贴艺术挑战了阅读图像的惯性思维。通常，图像中的主体物（尤其是人）决定图像的意义，负责传达信息；但是从Martha Rosler的系列作品中提供了另一种经验：改变了环境就改变了图像的意义；同样的人，本应出现在战场上，可是在她的作品中，出现在了居室里，我们不仅被荒诞的图像吸引住了，还产生了新的思考――广告和战争主导的媒体报道给我们提供了怎样的阅读环境？日常生活离战争有多远？消费主义和屠杀是什么关系？ 　　所以说，就方法论而言，拼贴，就是在把握玩环境和主体物的关系，这主导着新的语境的诞生。但是，也有另类的艺术家不是为了破坏和发现，也不是为了再创造，仅仅是渴望艺术方法论上的新的机会，为此甚至实验出了新的风格――去拼贴化（decollage）。比如，有个艺术家将海报一层一层地贴上，图像的再创作也就不存在了。很多拼贴艺术家喜欢用历史文献来创作，因为历史文献包含着大众的集体回忆。拼贴艺术不只是将文献复活，也不只是让过去和当下产生了联系，它还能解构历史。进一步来说，拼贴艺术挑战了我们的文化记忆，邀请我们去回顾熟悉的记忆――我们的记忆从哪里来？什么改变了？原始的样子是什么？这也许解释了为什么很多解构主义艺术家也都是拼贴艺术家，这个名单里包括画家里希特、设计师冈特兰堡，电影人杜可风、阿尔莫多瓦等。 　　也正是因为拼贴的形而上意义和方法论，它的影响力早已超出了平面的艺术和设计，甚至建筑设计都屡次有拼贴的佳作诞生，比如王澍的宁波博物馆设计，还有荷兰的Zaandam酒店，荷兰建筑师Van Winden在解释这件作品的时候说：“这是一个用创造性的方式连接的过去和现在、传统与创新、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同时这还是一种创造性的方法，可以将地区的特殊性和跨文化的普遍性融合在一起”。他在谈建筑吗？他的观点完全适用于拼贴艺术里。 　　虽然直接使用他人的图像资源具有高度的风险，因为当代艺术市场对艺术家的独特性语言有着更高的要求，但是高水平的拼贴艺术家仍然创造出了高度识别性的个人语言。接下来我就介绍两位有意思的当代拼贴艺术家。 　　Jorge Chamorro：拼贴艺术不是为了找到什么，而是为了打开自己 　　对待男人的图像，Jorge Chamorro很暴力，比如《破碎的人》系列。我很喜欢这个系列的4件作品，但又说不清为什么，当我问Jorge Chamorro的创作理念的时候，比如说“为什么选择这些男人的图像”，“对于这些作品有什么具体的解释呢？”Jorge Chamorro的回答一概是“我不知道，我只是做了”。这个回答令我无解，我注意到在他的网站上，所有的作品都没有解释。所以我认为解读他的作品主要是追踪他的工作方法，而不是作品意义。 　　Jorge Chamorro于20世纪70年代生于马德里，求学于综合性大学的艺术系，那是个叫“视觉交流”的专业，后来他又学习了平面设计，从此他找到了自己最喜欢的艺术媒介――拼贴。像他在2010年的作品《字母》就是一种平面设计和拼贴的实验。在这里，甚至可以看到大卫卡森的影子，他的关注点也是“自由的玩图像”，在这里，他只在乎图像的重量、平衡、颜色。这种格式塔训练在随后的《Künstler Anatomie》系列中得到延续。 　　3年前，Jorge Chamorro搬到了柏林居住，因为“柏林对于拼贴艺术家来说是最好的城市，你可以花1欧元就能买到一本旧书，或者一大叠旧照片”。他的工作室里收集着大量的旧照片，还有图书。工作的时候，他随机把这些图像摆在桌子上，“现在开始玩吧！”，通常他只是用两张图片来做拼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