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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投资率与消费率高低之争 　　〔摘要〕 并不是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向，投资率就会自动降下来。投资率高低首先取决于市场需求，其次取决于垄断和行政控制的供给因素。如果资源价格扭曲，只会鼓励投资而挤占消费。总之，市场化要有竞争才具有效率；同时，市场化也是不断社会化的过程，市场化要以社会化为基础，同时也要以社会化为条件。唯有如此才能使得投资和消费比例逐步协调。 　　〔作者简介〕(注：桁林，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博士，北京 100732。)〔关键词〕 投资率；消费率；增长方式 　　〔中图分类号〕F830.5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8)04-0024-05 　　 　　一、 引言：高投资率是保证高增长的最重要手段 　　投资率高低之争，近30年来一直存在。要描述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及其政策影响，应首先了解改革开放起始阶段，即计划经济时期的原有状态，然后再作比较。 　　关于投资率高低，计划经济时期就有过激烈的交锋。前苏联在1930年代，奥布拉任斯基便提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布哈林则提出工农产品大流转，都旨在提高工业投资率，强调不但要有较快的投资增速，而且要在国民收入中占有较大比例。斯大林反对这些理论观点，不主张破坏价值规律，认为价值规律仍然要起基础性的作用，但是，他把价值规律当作手段而不是生产方式本身，采取的仍然是加速工业化、加速积累的做法，在农业上则采取集体农庄这种所谓的社会主义形式，不断提高工业积累、工业投资的比例，最后使得积累率在计划经济中占了绝对优势。 　　中国的计划经济有过之而无不及。计划经济之下，一切积累归财政，一切投资靠财政，企业没有自主权，银行没有相对独立性，被形容为吃“大锅饭”，实则是僧多粥少的“大锅粥”。管理上靠意识形态之不断革命，靠不断变革生产关系推动生产发展，十足的唯心主义。其总路线和“三面红旗”无一不是想方设法人为地提高积累率，加速工业化，以牺牲农业和农民利益为代价，通过强制命令的方式统筹城乡关系、工农关系，实现工农产品大流转和工业化积累所需资金。其结果，“多快好省”之中，工业投资增多了，发展速度加快了，唯有“好省”却无一达到；相反，国民经济因失去平衡和稳定而引起“大起大落”。最后总结出来的结论是：“最大的浪费是计划的浪费。”1980年以后，中央重新肯定了陈云过去提出的“综合平衡”思想；“九五”期间提出经济体制和增长方式的“两个转变”；十六大提出科学发展观；之后又提出“又好又快”的发展目标，将“好”置于“快”之前。这些政策理念的延续和拓展，都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提高投资率、拔高增长率这种错误的、片面的做法。 　　前苏联的一系列做法，实质上是否定了斯大林自己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加以肯定的东西。中国在1958年搞的“大跃进”，实质上也否定了毛泽东自己在1956年《论十大关系》中总结出来的经验。那些在理论上曾被否定了的做法，在实践中却能大行其道，最终以整体失衡和不稳定的结局爆发出来。为何在投资率问题上明知故犯、做不到理论和实践相一致呢?这种现象不是偶然的。 　　无论是前苏联还是中国，计划经济条件下高投资都有其必然性。我们知道高投资率是保证高增长的最重要的手段。经济增长取决于投资增长以及投资效率两方面因素。或者用较多的投资、或者有较高的投资效率，总之二者必居其一才能得到较高的增长率。20世纪四五十年代哈罗德、多马提出了有关增长的一般规律，1960年代初孙冶方、刘国光等探讨了中国的实际情况，内容涉及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折旧率等。当然，后者的目的是要纠正“大跃进”比例失调的问题。这些结论，无论对于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都有指导意义。例如，同样的增长率，如果投资效率提高，则不需要那么高的投资增长率；相反，如果投资效率递减，就必须要有更多的投资才能保证同样的增长率。不幸的是，计划经济并没有达到前一种状态，而是陷入了后一种状态，即必须要用更多的投资满足增长的需要，结果造成投资率居高不下。那么，为什么计划经济下投资效率会递减呢? 　　曾有一度时期，投资效率递减、投资回报率下降被看作是投资基数扩大之后产生的特有的、暂时的现象，前苏联官方就持这种观点。认为建设盘子大了之后需要用更大量的投资来推动，或者说，伴随设备更新资本扩张周期，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一定时期内投资回报率下降是自然的现象。正因为用这样一些理由来解释，就没有再深究投资效率递减背后的原因，甚至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事实上，这些理由都是不充分的，甚至不是主要原因。投资规模扩大之后所产生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以及技术进步，足以抵消这些不利因素。问题的根源在于官僚主义和计划经济本身对资源的错误配置和浪费使用造成投资效率下降，其结果，相同的增长率必须有更多的投资。 　　这种体制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