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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环境权受损现状与利益格局分析 　　内容摘要：对农民环境权现状的实证分析遵循的逻辑思路是，首先在对调研问卷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展示了农民环境权受损的总体状态；在农民环境权受损的真实状态的基础上，分析了农民环境权的现实利益格局，试图探讨农民环境权受损背后的真正原因；得出农民环境权受损实质的判断。 　　关键词：农民环境权受损现状 现实利益格局 受损实质 　　调研背景介绍 　　笔者从2009年7月至2011年9月间分三次累计六个月深入农村社区进行了预调研、实地调研和补充调研。面对普遍存在农民环境权受损的广大农村区域，本研究采取了大面积社会调研和定点调研相结合的方式。Q市位于H省东北部，燕山南麓，滦河岸边。Q市的发展依托于其丰富的矿产资源。Q市矿产储量丰富，现已探明的矿藏有铁、铜、镁、金和石灰石、白云石、膨润土等20多种。其中，金属矿藏主要是铁，财税收入依赖于钢铁工业实现大幅增长。Y镇和J镇在分布在Q市西部和北部，分别具有不同的区域经济特色，农民面对环境问题和环境权受损类型差异明显。Q市Y镇位于Q市市区西12公里处。全镇拥有4家大型钢铁企业，铁选企业60余家，全镇私营企业达到127户，形成了以钢铁产业为主导的特色经济。所以当地农民面临的主要环境权问题是工业污染转嫁侵害农民环境权问题。此外，由于与Q市主城区距离较近，Y镇农民面临着城市生活垃圾转移的环境权受损问题。J镇地处长城脚下，是Q市北大门，号称京东四大名镇之一，有着100多年积淀的商贸流通传统优势。全镇经济以传统农业、养殖业和商贸业为主。乡村工业主要包括甘薯粉丝加工、面粉加工、废旧轮胎加工、牛羊养殖与屠宰。近年来，通过招商引资形式引进了四个铁精粉提纯项目和铁精粉储运项目。 　　农民环境权受损的情况 　　农民环境权受损体现为农民承担着与其享有的环境利益相比过度承担环境成本或代价。在访谈过程中，研究者发现在被调研农村社区中，农民环境权受损情形比比皆是。在“农村环境与农民环境权”调查问卷中，C3和C4选题的相关设计可以用来对农民面对的环境污染现状进行整体描述。在C3关于农民“周边环境污染”的选择上（见表1），按照占受访者百分比的高低依次是：大气污染占28.6%，水污染占28.1%，噪声污染占26.1%，土地污染占14.1%，其他占3%。在C4关于“污染类型”的选择上（见表2），按照占受访者百分比的高低依次是：工业企业污染占38.9%，农村生活垃圾占22.7%，乡镇企业污染占20.0%，城市生活垃圾污染占9.7%，农业生产污染、规模化养殖污染和自然灾害分别占4.9%、2.2%和1.6%。 　　农民在日常生活中常态遭遇的环境污染的种类众多，几乎涉及了所有的基本环境要素。从污染来源看，农民面对的不仅是外部转嫁污染，还有农村内部因生产、生活行为产生的内生污染。城市和工业以隐蔽或公开的方式进行的污染转嫁，生成“强者制造污染，弱者承受污染”的不良机制，将农村环境、农业环境和农民环境权定位于“弱势地区”、“弱势产业”和“弱势群体”。农民这一“弱势群体”负重承担巨大的环境压力和过度的环境风险。在促成农村环境问题上，农村“内生聚集性污染”起到了雪上加霜的作用。此外，生态环境整体恶化重度冲击农村环境和农民生计。可见，要实现农民环境权、使农民重新享有良好环境面对着较大的压力。 　　对于“您认为当地环境状况有变化吗？”的问题，94%的农民选择的答案是“变差”。但分析B4“您判断环境质量好坏的依据”选项时会发现，“根据自己经验”的农民占47%，听从政府或媒体宣教的占23%，两项累计达70%，听从有威信人判断的占18%。这说明农民环境污染严重程度、环境标准、污染指数和权威检测机构、程序等知之甚少。农民的环境知情权并未得到充分尊重，这是农民环境参与权和环境权受损后救济不利的前奏。分析C5 “您认为最大的污染来源”选项中（见表3），选择“工业企业污染”是最大污染来源的占全部受访者的49.4%，选择“乡镇企业污染”的受访者占20.7%，两者累计相加所占百分比高达70%。排除其他因素作用，单一比较企业（包括工业企业和乡镇工业）和农民的利益关系，会发现企业是农村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者，同时通过转嫁污染将环境成本外部化，是环境利益获益者和农民环境权侵权者。农民被动地承担着被企业外部化的环境成本，饱受污染之苦，环境权益被忽视或肆意侵损。在企业与农民利益博弈中，农民处于弱势地位。 　　面对环境权的受损，农民首先是自行承担损失，即使寻求解决路径，多数效果并不尽如人意。例如在农民用水问题上（见表4），认为“水位降低”、“水质变坏”、“水源减少”三种负面评价的受访者累计相加达到90.5%。农民使用井水、河水和泉水的比例从原来65.3%降低为33%，从超市购买的饮用水的受访者从5.7%提升至24%。这两组数据的变化虽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