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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与解中检察机关角色定位研究 　　摘 要：作为恢复争议理论和被害人保护学说的表现形式和载体，刑事和解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得到广泛认可，我国新刑诉法也将刑事和解加以确认。但是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刑事和解在各地的实践多样化，在操作中遇到一些现实的困境，甚至面临一定程度的司法尴尬。本文试从刑事和解中检察机关的角色定位进行研究，正确认识检察机关的定位，更有利于刑事和解的发展。 　　关键词：刑事和解；角色定位；检调对接 　　随着恢复正义理论和被害人保护学说的倡导，刑事和解作为其表现形式和载体，出现在各国的刑事诉讼体系中。其强调犯罪不仅对法律、社会秩序的侵犯，更是对被害人、社会所造成的损害，提倡消除对被害人的不良影响比惩罚犯罪人更具有意义，突出被害人的诉讼地位，且其还有利于实现犯罪人的再社会化，改善犯罪人与被害人的关系，促进社会和谐，提高诉讼效率的功能，刑事和解在我国新刑诉法中也明确加以规定。但是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及认识上的误区，适用程序的繁琐，刑事和解在实践中存在着检察机关角色定位不准确等现象，导致遭遇现实一些困境，甚至面临一定程度的司法尴尬。本文试从刑事和解中检察机关的角色定位进行研究，寻求解决现实困境的路径，兼具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意义。 　　一、检察机关充当刑事和解主持人的适格性质疑 　　1.刑事和解主持人类型 　　在当前我国检察机关刑事和解的实践中，从刑事和解主持人的不同出发，主要分为三种模式，一是检察机关直接主持和解模式。这种做法是我国司法实践中的主流，由检察人员主持调解。以浙江绍兴市为例，市院及四个基层院采取检察机关直接主持和解模式。二是委托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和解模式，2007年上海市杨浦区公检法司四家联合制定了《关于轻伤害案件在诉讼阶段委托人民调解的规定（试行）》，规定指出，对轻伤害案件在受理、立案、起诉、审判等各阶段，将案件委托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在民事赔偿结果达成协议后，对犯罪行为人分别做出不予立案、撤案、不起诉、免予刑事处罚等处理。三是双方当事人自行和解模式。对于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轻伤案件，检察机关在审查确认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告知双方当事人相关的法律规定与刑事政策，双方当事人可以本人或委托他人与对方进行和解，最后签署的协议提交检察机关确认。第三种模式因不符合新刑诉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刑事和解不能有效的实行，因此该模式不应倡导。 　　2.检察机关充当刑事和解主持人弊端 　　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履行公正执法的职责，其积极地参与到和解中，充当主持人的角色，笔者认为存在以下弊端：第一，检察机关承办人身兼两种角色，对刑事和解公正性引发质疑。在充当主持人时承办人可能会加入自身意志，影响当事人的和解自愿性，同时承办人还肩负着监督者的角色，将导致其后面的审查行为流于形式。运动员充当自己的裁判员，引发和解公正性质疑。第二，刑事和解达成之后，当事人一方或双方反悔，检察机关的公信力得不到体现。检察机关作为主持人使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如果加害方或被害方反悔，协议的效力如何，现没有定论，如果协议无效，检察机关的公信力受到质疑，如果限制刑事和解当事人反悔，赋予和解协议强制力，无相应的法律依据，也不利于当事人的权利保障。第三，刑事和解不能达成时容易引发诉讼风险。加害方在认为被害方要求赔偿数额过高，无法接受时，其往往会诉诸检察机关，当其诉求达不到时其容易将不满情绪转嫁给检察机关，同理，被害方提出的赔偿要求加害方无法达到时其往往会诉诸检察机关，当其诉求达不到时其容易将不满情绪转嫁给检察机关，质疑检察机关的公正性，引发诉讼风险。第四，刑事和解案件诉讼效率低。刑事和解制度价值除了其恢复原有社会关系及预防犯罪功能之外，其还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自愿的功能。然后就司法实践中的情况来看，由于当前大部分检察机关案多人少的矛盾十分突出，在检察机关主持或主导下的刑事和解不但没有提高诉讼效率，反而容易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 　　3.人民调解组织充当刑事和解主持人适格性 　　新形势下，检察机关依托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将检察工作和社会矛盾工作有机结合起来，有效化解检察环节各类矛盾纠纷。通过检调对接平台引入人民调解机制，由中立第三方在人民检察院的监督下主持捕前双方当事人的和解程序，也就是上述讨论的第二种模式。刑事和解中的检调对接涵义：检是指检察机关，调是指人民调解，对接是指在刑事和解中是指检察机关案件承办人发现可以适用刑事和解，且当事人一方或双方有和解意愿的案件，将该案件交给人民调解，由人民调解员主持调解，达成和解的案件再移交给检察机关，检察机关对和解协议进行审查，根据审查结果做出决定的对接机制。在刑事和解中引入人民调解机制，由完全中立的人民调解组织作为和解的主持人，一方面可以发挥人民调解根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