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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与解制度浅析 　　摘要：在传统司法观念中，起诉法定主义长期占据统治地位，赋予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较少。这不仅忽略了被害人的利益，而且导致了司法成本的不断上升。中国学者在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中提出了“刑事和解制度”。但是，在刑事和解适用过程中，由于执法者滥用自由裁量权和对加害人与被害人救济机制的不完善，导致刑事和解在执行中出现偏差。因此，刑事和解保障机制研究提上日程。 　　关键词：刑事和解；监督；救济 　　 　　1 三种刑事和解保障机制引发的思考 　　1.1 审查起诉阶段刑事和解的有益尝试 　　刑事和解作为党中央提出刑事司法改革的一项具体内容，在全国各地的公安司法机关逐渐推广试行。其中，检察机关率先对刑事和解的正当性、适用原则、适用的案件范围、适用程序等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全面探索，而且根据全国各地不同情况，已经初步形成几种和解模式。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已经初见成效，并有推而广之得趋势。其中，最常见的是加害方与被害方自行和解、司法调解和社会团体主持调解［1］三种和解模式。由于在审查起诉阶段，案件事实基本清楚，犯罪证据基本确凿，刑事和解的客观条件已经具备，且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院又深得刑事案件当事人的信赖，所以，刑事和解的三种模式在审查起诉活动中使用率最高，成效突出。 　　1.1.1 自行和解模式 　　所谓“自行和解”，是指犯罪嫌疑人在认罪悔过的前提下，与被害人经过自行协商，就经济赔偿达成书面协议，使得被害方不再追究加害人刑事责任的纠纷解决方式［2］。这种和解模式一般适用于轻微刑事案件，双方当事人基于和解的强烈愿望，由加害方主动向被害方赔礼道歉，并自愿提供经济赔偿，检察机关不参与刑事和解启动到和解协议内容确定的过程，而是起传达双方意愿、为双方提供履行和解协议的场所和见证双方达成并履行和解协议的作用，并且对于最后的和解协议，检察机关不签字以显示这是当事人之间意思自治的结果，而不属于检察机关作出的处理方案。当事人和解后由检察机关经过认真审查，认可双方的协议和被害人的请求，并在此基础上，对犯罪嫌疑人作出不起诉的决定或者建议公安机关撤销案件。 　　1.1.2 检察官主持和解模式 　　所谓“检察官主持和解模式”，是指检察官通过与加害方、被害方的沟通、交流、教育、劝解工作，说服对方就经济赔偿标准、赔礼道歉等事项达成协议，从而促使被害方放弃追究刑事责任的纠纷解决方式［3］。这种和解模式主要适用于双方当事人就经济赔偿存在较大分歧或者被害人无法与加害人自行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检察机关对于这类有和解基础的案件，积极、主动地进行各种居中调停工作，如与双方进行沟通协调，了解其对案件处理的态度和意见，尤其加害方是否有赔礼道歉和经济赔偿；通过对双方进和错的被害人及其近亲属进行说服劝解，使其认识并检讨自身的法律责任；通过劝导说服促使双方就赔偿问题互谅互让、缩小分歧，并最终达成和解协议，监督加害方当场履行经济赔偿义务并说服被害人放弃对加害人的刑事追究。 　　1.1.3 社会团体主持调解模式 　　所谓“社会团体主持调解模式”，是指检察机关对于那些加害方与被害方具有和解意愿的轻伤害案件，委托基层人民调解委员会等社团组织进行调解，对于经过调解达成协议的案件，可不再追究加害人的刑事责任［4］。这种和解模式一般适用于当事人双方有和解意愿的轻伤害案件，检察机关不负责调解，主要是遴选适当案件，委托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在调解成功后由检察机关做出非刑事化处理，以此来修复当事人双方的关系，消弭社会矛盾。人民调解委员会为保证调解的质量，委派受过法律专业教育、具有法律工作经历和社会工作背景的法律工作者作为专职调解员，由专职调解员组成调解工作室承担轻伤害案件的调处事务，大大减轻了检察人员的办案量，也有效避免了纠纷激化和当事人结怨。 　　1.2 刑事和解引发的问题及主要原因 　　1.2.1 三种和解模式试行中凸显的问题 　　刑事和解并不只是单纯的双方自行和解，还有可能涉及司法机关或者调解机构的居中调解活动。上述三种和解模式在启动、主持者、具体参与者及协议的促成方式等方面存在着一些区别，所以，在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有所不同。 　　“自行和解模式”在适用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一方面，被害人可能利用加害人不希望被判处刑罚的心理，提出极为不合理的赔偿要求，迫使加害人作出让步，使和解失去自愿基础。被害人在和解过程中占据有利地位，刑法的威慑力成为加害人必须作出让步的前提。实践中，刑事和解的具体途径是由加害人对被害人进行赔偿，由于缺乏明确的赔偿标准和赔偿范围，被害人可能利用这一有利地位获得超出其损失的赔偿。另一方面，被害人可能受到加害人的威胁而失去和解的自愿性基础。和解制度由于涉及加害人刑事责任的减轻或免除，使被害人拥有决定加害人命运的巨大权力。处于弱势地位的被害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