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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与解工作现状探析 　　刑事和解，是我国在特殊的社会转型期间和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妥善化解社会矛盾、积极解决社会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一项生要制度。 　　 　　一、刑事和解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及原因 　　 　　(一)刑事和解的适用比例低。受传统的重刑思想影响，当前对轻刑案件适用刑事和解仍然显得底气不足。表现在：1、检察环节的自由裁量权适用比例不高。例如，不起诉权的行使，所占比例仍然较低，暂缓起诉只在个别地方处于试点阶段。一是怕适用不起诉被指责存在权钱交易，二是怕被害人调解后反悔，不服提出申诉，担心案件存在质量问题受追究。某市检察机关2007年办理轻微刑事案件326件412人，其中适用刑事和解的仅28件31人，适用案件的比例和人数分别只占8.6％和7.5％。2、检察人员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受传统的就案办案做法所产生的思维惯性和操作方式影响，检察人员化解当事人双方矛盾纠纷的经验欠缺，做矛盾纠纷化解工作的能力、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3、办案力量不足影响刑事和解工作的深入开展。由于基层检察院办案力量不足以及检察官断档等问题，办案工作不够深入细致，为完成办案任务而追求办案效率，对繁琐的刑事和解工作重视不够。 　　(二)被害方对和解工作情绪波动大，甚至出现反悔。在司法实践中经常碰到的问题是，双方已经达成和解协议、可以考虑适用轻缓刑事政策来处理，而被害方经常会一反协议上的谅解条款，不同意对加害方从轻处罚，这种情况在被害人死亡的情况下显得尤为突出。虽然心理上的创伤难以抚平，但被害方的反悔是否一定程度上违背诚信原则?如何在二者之间取得平衡，显然需要司法机关更高的处理艺术。 　　(三)对刑事政策的不同理解可能导致评价案件时存在不同结果。轻缓刑事政策是刑事和解制度的政策基础，对不直接影响社会稳定的犯罪，则应采取轻缓的刑事政策。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关于依法快速办理轻微刑事案件的意见》中仅对适用快速办理机制的轻微刑事案件提出具体适用条件，对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的标准和尺度并未出台相关工作意见，司法实践中各级检察机关对案件轻重程度掌握不一。导致了司法不统一，同样的案件得不到同种处理，同一起案件不同地方评价结果相矛盾，结果导致具有相似犯罪情节的犯罪嫌疑人得不到公平的对待，进而使司法权威遭到质疑。 　　(四)犯罪嫌疑人因赔偿能力的不同，导致案件处理结果不同。如果犯罪嫌疑人家庭条件好、赔偿能力强，能满足被害人提出的赔偿数额，容易取得被害人或其家属的谅解，适用刑事和解的比例较高，其处理结果将是不起诉或从轻处罚。相反，如果犯罪嫌疑人经济困难、无法承受大额赔偿金，取得被害人或其家属谅解的机会就相对小些。因此，进行和解的比例较小，其处理结果则将是起诉或不予考虑从轻处罚。如施某故意伤害案，施某是未成年人，案发后，施某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其家属积极赔偿被害人陈某人民币7.5万元，并取得被害人陈某谅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检察机关经审查后认为施某是未成年人，且系在校学生，案发后又投案自首，取得被害人谅解，依法对其作出不起诉决定。在本案中，如该学生家庭贫困，无法赔偿，那么和解的可能性就会减小甚至不可能，可见，因犯罪嫌疑人贫富不均而导致刑罚适用不平等的问题，给社会大众造成可以“用钱买刑”的误解。 　　(五)对刑事和解案件未确立相应的跟踪监督机制。在实践中，可能会出现被害人迫于某种压力不得不与加害方达成和解，但检察机关询问时被害人又不敢说出实情，这样，很多新的不和谐因素就未能被及时发现和化解。另一方面，加害方在被非罪化或轻刑化后是否严格恪守协议的内容，不再对被害人进行挑衅以及社会效果如何等等都需要事后的跟踪监督。 　　 　　二、刑事和解工作的对策和建议 　　 　　针对上述刑事和解工作中出现的问题，笔者建议如下： 　　(一)破除传统执法观，强化和谐意识，提高刑事和解适用比例。刑事和解适用比例不高主要是受陈旧执法观影响，认为只有严重打击犯罪才是履行检察职能，科学执法观尚未完全确立。因此，应强化保障人权的理念，促使办案人员在适用不起诉时，充分考虑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不起诉能否防止“社会危险性”这一问题，大胆、慎重地运用不起诉裁量权，在法律规定范围内大胆适用刑事和解建议，让民众真正体验法律温情的一面。 　　(二)完善相关可操作规范。针对案件“社会危险性”无法定统一标准的情况，司法中可综合考察犯罪嫌疑人犯罪前、中、后三方面进一步明确、统一审查标准，规范适用的主体、涉嫌罪名、量刑及情节、犯罪嫌疑人认罪、悔罪态度等方面，减少适用的任意性，以保证刑事和解的效果。同时，在实践的基础上进行总结，参照轻伤害案对于交通肇事案、轻微盗窃案等轻刑案件的和解作进一步规范，出台相关办法，以提高适用的科学性。 　　(三)对和解协议签定后又反悔的情况的处理。刑事和解协议本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