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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与解问题初探 　　【摘 要】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将刑事和解制度引入公诉案件，既适用于成年人，也适用于未成年人。各地司法机关在探索未成年人案件刑事和解的过程中，已经积累了不少经验，但专门针对未成年人案件适用刑事和解制度的理论探索尚缺乏必要关注。本文认为，在未成年人案件中适用刑事和解制度应确立“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人的核心价值。 　　【关键词】刑事；和解问题；未成年人 　　一、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人案件刑事和解的核心价值 　　少年司法中的刑事和解在促进被损害的社会关系进行恢复的同时，应将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感化、挽救”放在首要位置，这是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的核心价值和目标所在。 　　（一）在教育中帮助未成年人回归社会 　　在少年司法中，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惩罚并不是目的，刑罚仅仅是帮助他们回归社会不得已采取的手段。将和解的重心更多地放在帮助、促使未成年人的回归方面，将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和帮助工作渗透到案件审判中，使未成年人和解成为对未成年人进行教化与行为修复的过程。 　　（二）在感化中促使未成年人真诚悔悟 　　在刑事和解的相互商讨过程中，未成年犯罪人往往能够深刻地体会到自己的行为给被害人造成的伤害，给社会带来的严重后果，从而促使其认识错误，真诚悔悟。毕竟未成年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都没有定型，身体和心智都尚未发育成熟，社会阅历较浅，所实施的犯罪行为大多属于一时冲动所为。若得到司法机关和被害人的谅解和尊重，他们就会放下心理包袱，消除一些误解和敌视，增加重新做人的信心，甚至会积极地弥补其犯罪行为给被害人或社会造成的危害。 　　（三）在挽救中创造未成年人改造环境 　　未成年人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在生理和心理上都处于不成熟阶段，具有可塑性大、容易教育改造等特点。刑事和解能够使未成年犯罪人真切感受到被害人的伤痛，深刻认识自己行为的错误，从而理解被害人并满足其要求，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协议。这样，未成年犯罪人没有犯罪的标签，能够在社会上过着正常的生活。 　　二、以未成年人保护为中心：未成年人案件刑事和解的制度探讨 　　在中国的现实背景下，做好未成年人案件刑事和解工作，应当进一步赋予我国未成年人案件刑事和解更为丰富、开放的内涵，基于未成年人的身心特殊性，在功能上侧重“教育、感化、挽救”，在制度设计上以未成年人保护为中心，建立和发展适合我国国情的未成年人案件刑事和解程序。 　　（一）和解前：自我选择下的未成年人 　　1、刑事和解适用的阶段 　　联合国《关于在刑事事项中采用恢复性司法方案的基本原则》第6条规定，在不违反本国法律的情况下，恢复性司法方案可在刑事司法制度的任何阶段适用。根据该条规定的精神，刑事和解可以适用于每一诉讼阶段。8即刑事和解可以适用于立案、侦查、审查起诉、审判各个环节，而且越早越好。 　　具体到未成年人案件，越早启动刑事和解程序，使未成年人尽早摆脱诉讼的负累，有着更加重要的积极意义。有研究表明，当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抓获，得知自己面临审判时，他们对将要到来的惩罚心存畏惧，同时因畏惧而悔罪的心情也是深切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惩罚的畏惧渐渐演变成对总会到来的结果的期待，因犯罪而受惩罚的概念渐渐模糊，刑罚的震慑教育功能无法很好实现。司法实践也证明，未成年人在诉讼阶段停留时间越长，就越不容易矫正。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而言，因羁押失去自由产生的痛苦和对未来判罚捉摸不定的猜测是折磨其心灵的两把利刃。即使对于适用非监禁强制措施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来说，未知的惩罚也会成为其极大的心理负担。诉讼的过程过长，很容易给未成年人造成被社会、家庭抛弃的感觉，诉讼的严肃、紧张，数周甚至数月的审判羁押，都会给未成年人造成极大的心理创伤和危害，从而形成对未成年人的“二次伤害”。9 　　2、刑事和解的启动 　　在未成年人案件中，双方当事人均自愿固然是刑事和解最理想的启动模式，但如果仅以双方当事人自愿为前提，却不免过于苛刻。在民事以及刑事自诉案件、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中，不乏当事人一方最初不愿调解，但经过工作最后调解成功的案例，这说明绝对的以双方当事人自愿作为启动刑事和解程序的前提并不一定科学和合理。 　　尤其是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本着更好的“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人的方针，刑事和解程序的启动可以考虑以一方当事人请求为前提。同时，在未成年人刑事诉讼过程中，如果公安司法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发现特定的案件符合适用当事人和解的条件，可以主动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被害人的意见，并告知双方当事人适用和解的法律后果以及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等事项，适时启动刑事和解。 　　（二）和解中：职权主义下的未成年人 　　1、调解人的选择 　　在目前我国许多试点中，对于具体应由谁来担任调解人，有着不同的见解。有的主张应由检察官担任调解人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