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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与解概念浅析 　　摘 要 刑事和解制度是基于有利于对被害人补偿、有益于对加害人改造、有利于恢复受损的社会关系的考量而建立的。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之中，刑事和解是一个需要充分定义的概念，以防止制度的滥用或误用。这中间既包涵了对于刑事和解概念本身的界定，也包括了由于我国的其他配套制度与他国的不同，而使得刑事和解制度在使用中应注意的特殊问题。本文也是从概念本身，和分析相关配套制度两个方面着手来浅析刑事和解的概念。 　　关键词 刑事和解 恢复性司法 多元纠纷解决机制 　　中图分类号：DF73 文献标识码：A 　　 　　一、刑事和解的产生 　　 　　（一）刑事和解产生的社会背景。 　　首先，社会冲突的解决大体经历了从私力救济到公力救济再逐步把公权力管辖领域下的案件放归私人和解模式的三个阶段。国家对刑事司法干预的力度，在总体上呈现出弱――强――弱的螺旋式发展态势。随着社会的发展，刑事案件的逐步增多，监狱对于犯罪人改造的失败，社会改造的兴起，被害人地位的提高等一系列契机。在一些刑事案件之中，国家将一部分权力放归社会，只作宏观性调控和政策疏导成为一种新的有益尝试。国家社会化必然导致司法权对社会的部分让渡，由此形成社会司法自决。社会司法自决的实质是社会对司法决策的一定程度的参与。它表明国家司法专断与强制趋向缓和，并不意味着国家完全放弃司法权、重新回归私力救济。 　　其次，二战后刑罚功能的演进及被害人保护运动的兴起。人类社会产生之初，在“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朴素报应理念下，惩罚成为刑罚唯一的功能。随着社会的发展，刑罚增加了预防犯罪的威慑功能。进入现代社会，人道主义思想深入人心，刑事政策也趋于人性化、理性化，刑罚预防犯罪的功能得到进一步提升。二战后，纳粹的暴行激起了人道主义者的坚决反对，长期被忽视的对人类尊严的保护和对个人的尊重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随着被害人保护运动的蓬勃兴起，如何保障被害人权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而获得赔偿则被认为是被害人最根本的权利，因此他们主张在刑事司法过程中应当注重保护被害人权益，促成犯罪人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并赔偿被害人的损失，以最大程度的弥补被害人由于犯罪而给其带来的损害。 　　刑事和解制度始于1974年加拿大安大略省基秦拿县的一次“被害人――加害人”和解尝试方案。当时，基秦拿县一名年轻官员说服法官，让两名实施一系列破坏性犯罪――打破窗户、刺破轮胎、损坏教堂、商店和汽车的年轻犯罪人同22名受害者见面，两人从被害人的陈述中切实了解到自己的行为给被害人造成的损害和不便。其后，法官责令两个年轻人向被害人赔偿所有损失作为其判处缓刑的条件。数月后，两名加害人再次会见所有被害人并支付相应的赔偿，法院也以此履行了缓刑的判决。基秦拿县这种尝试逐渐演变成一个由教会捐赠、政府补助和社会各界支持的“被害人――加害人”和解方案基金会。随后，加拿大其他地区也积极参与这次活动。 　　 　　（二)刑事和解制度产生的原因。 　　迟到的正义非正义，我国目前刑事诉讼中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人民法院受中小刑事案件的困扰过大。这一方面降低了案件的审理精度，使得小案件不能得到合理的解决。一方面又造成了大的刑事案件的拖延，造成了对被害人和社会救济的迟延，产生迟到的判决。所以如何迅速的分流案件就成为了解决刑事诉讼现有问题的突破点。而且案件处理的迟延，在我国保释率较低的情况之下，对于受害人、加害人都是一种煎熬，案件的久拖不决使得受害人希望社会还给其一种公正的希望落空，空等为其造成损害的犯罪人得到应有的惩罚却久久盼不到消息，而加害人对受害人造成的损害又时时得不到弥补。对于加害人而言，在看守所中度过的日子是难熬的，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的恐惧使得加害人希望早日得到确定的结果，哪怕是被判罚有罪。因此，分流刑事案件成为了刑事和解纳入我国刑事司法实践视野的最主要原因。 　　我国本有和为贵的处事理念，而民事调解制度又为刑事和解提供了很好的制度和实践榜样，因此刑事和解的引入在现今看来是非常正常的。而且在民间，宽容的传统在处理人民之间的相互关系中作用是很大的。诸如秋菊打官司，最终秋菊赢得了官司，却使得自己在无法像往常一般生活下去了，而她进行行政诉讼本身也不过是为了像其他的老百姓一样，讨一个说法，显然不是希望达到法律中所预设的结果。而且进行刑事加害的人未必是陌生人社会中的两方，禁止刑事和解很可能是服刑期满之前的受害人和加害人家属，以及刑罚执行后的双方及家属产生巨大的隔阂，不利于社会的安定。轻微的刑事案件在民间看来，揪住死理不放是一种小气的表现，虽然刑事诉讼是由国家来进行，但是最终周围乡里人的眼光却最终落到加害人头上，认为因为较轻刑事犯罪的判刑来自于被害人的不宽容。这显然不利于已经被破坏了的社会秩序的恢复，也与现代的刑事法律理念相悖。 　　 　　二、刑事和解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