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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证明标准作用原理与规制机制 　　［摘要］ 刑事证明标准在理论界存在争议。很多诉讼法学者希望能够找到具有可操作性的“标准”。从人类语言表述的特点和刑事案件本身形态的多样性来看,可操作的刑事证明标准是不可能存在的。但另一种标准是存在的,通过规制裁判者的内心来达成内心确信,形成一种合理的标准机制。可以说,刑事证明标准最终的解决道路在于授予权力和监督权力的统一,即既在一个独立的审判程序之内授予心证者独立而自由的心证权力,又通过另一个独立的诉讼程序来监督心证者的裁判,同时,对有过错的心证裁判予以依法惩处。 　　［关键词］ 刑事证明标准; 作用原理; 规制机制 　　［中图分类号］D91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11）04-0063-06 　　［收稿日期］ 2011-01-06 　　［作者简介］ 夏柳（1985-）,男,江西上饶人,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 　　理论界关于刑事证明标准的争议较多,而当前中国学者的主要争论在于是否有可以用来操作的证明标准,即能够用来与一方当事人特别是控诉方所提出的证据相互对照来考查是否达到证明标准,以卸除其证明责任并最终对事实作出判定的那种标准。这种直接用来与案件事实相比对的证明标准不可能存在,但却存在另外的一套规制内心的标准,而这一标准就是本文所论述的标准或者说机制。 　　一、刑事证明标准的实质 　　一个刑事案件从进入控诉方的视野开始,就已经启动了一个逐渐被人认识的过程。首先，进行这种认识活动的人是控辩双方。其中控诉方通过对整个案件事实的认识来确定涉嫌犯罪的人、锁定该犯罪行为可能涉及的法律条款并作出各种相应的诉讼准备;而辩护方则通过对整个行为的再认识过程或者不在犯罪现场的过程的回忆来认识整个案件并作出各种对其有利的诉讼准备。其次，进行这种认识活动的人是案件事实的裁判者和最终法律的适用者（在大陆法系国家事实裁判者和法律适用者是相同的人）。事实裁判者通过对控辩双方各自提出对本方有利的证据来形成一种对案件事实的影像并用其所掌握的经验理性和社会生活常识对这些影像进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加工,最终得出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的事实判定结果。再次，进行这种认识活动的人是参与了庭审的人。这其中包括协助庭审的工作人员和纯粹在法庭中旁听的很小部分的公众。最后，进行这种认识活动的人是社会公众。根据现代诉讼公开的理念,对于非特别案件,公众都能通过正常合法的渠道获知该案件的信息,从而对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进行认识并作出自己内心的评价。当然,以上这些所有的对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进行认识的人所能获得的关于案件事实的信息很可能都是不完整的,或者至少展现出来的案件事实情况是不完整的。而一种健康、完善、有序的诉讼结构则会尽量减少和缩小这种不完整的状况。 　　（一）刑事证明标准是事实裁判者主观把握的标准 　　可以说,整个刑事诉讼的过程就是一个认识过程,其中事实裁判者的认识是根据控辩双方提出证据进行的。而认识就必须有一个考查控辩双方提出的证据与进行的说服是否达到要求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事实裁判者获得主观上能够认可和在内心说服自己的“能够自洽的事实”的某种规定性。 　　刑事证明标准,最典型的莫过于作出有罪判决所需要达到的标准。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的“内心确信”标准还是英美法国家的“排除合理怀疑”标准,抑或是中国刑事诉讼中的“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标准,都只能是一种对裁判者内在精神活动的抽象标准,而不可能是对案件事实本身的标准。“现今世界各国的诉讼证明标准无论怎么表达,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标准,都是无可奈何之举――全人类面临着共同的困境” ［1］。这主要是因为: 　　首先,刑事审判中的证据是通过口头描述和书面记录来展现和固定下来的，而语言本身具有语义的模糊性和多义性,表现在案件中和法律的规定上,就是无法用法律来规定具体的证据所具有的证明力和说服力。因为同样的一句证词,可能在不同的具体案件情境下所展现的东西和展现的程度都是不一样的,这种不一样就最终导致了不可能找到那种能够用于操作且概括性的证明标准。 　　其次,刑事案件具有案件与案件之间情形的不同以及同类案件之间情形的不同,因而可以说刑事诉讼中的案件都是千差万别的,案件的事实情况也是各有不同的。而不同的事实情况,就需要有不同的证据来予以证明。不同的证据就更难总结出一个统一的证明标准来衡量。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标准,那么只能说这是一种立法的倒退,即实际上等于倒退到法定证据制度。 　　因此,当前主要国家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证明标准实际上都不是那种直接用来与承担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进行比对,以看是否达到要求的那种“纯粹数学式”的标准，而都是需要对事实进行裁判的裁判者通过主观内心的活动进行认识和判断,而且这种认识和判断的基础只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