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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与解适用问题探析 　　摘要：刑事和解作为一项新的刑事司法制度，许多人还不甚所了解，在司法实务界尚处于试行阶段。此次刑诉法修正案对刑事和解进行了专章规定 ，但过于笼统。文本上的抽象性影响了实务上的操作性，因此有必要探讨引入刑事和解的法律依据，区分刑事和解与辩诉交易、调解、案件“私了”之间的不同，以及进一步分析刑事和解的具体适用。 　　关键词： 刑事和解；法律依据；适用 　　中图分类号：DF7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4853（2013）03-0058-05 　　一、由一则案例引发的思考 　　章某自幼丧母，16岁外出打工，生意小有成就后，把父亲和弟弟接来同住。2008年的某日，弟弟在吃晚饭时与章某之妻发生口角，一气之下把饭菜全倒掉了。章某回家后见此情景，就与其弟理论，生性暴躁的弟弟打了章某一拳，章某一气之下就到厨房拿起菜刀朝弟弟的手臂上砍去，经鉴定系轻伤甲级。事发后，章某把其弟送到医院治疗并承担了医疗费。章某因涉嫌故意伤害被刑事拘留，后被批准逮捕并提起公诉，法院判决章某构成故意伤害罪，判处拘役6个月 。 　　近5个月的诉讼进程换来的是章某6个月的拘役，判决后不足1个月，章某刑满释放。然而在这被拘禁的6个月里，章某的生意怎么样了？其父亲、妻子和孩子生活又是如何度过的？以后他与自己的弟弟又该如何相处？他的弟弟是否因为处罚了一个伤害自己的犯罪分子而感到快慰呢？这些，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章某还是其弟在这起案件处理中都没有发言权，是被动的，司法公权力在其中主动但非经济。 　　可见，犯罪受到惩罚并不等于案件中的所有矛盾必然得到了有效化解，案件处理不当还可能导致矛盾进一步激化，甚至引发新的矛盾冲突。当前的惩罚体系侧重从国家角度出发，刑事诉讼更多是充当追诉犯罪的作用，忽略了加害人与被害人在刑事案件中的主体地位，实践中被犯罪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往往难以得到恢复，矛盾得不能有效化解。刑事和解强调加害人与被害人在诉讼中的主体地位，尊重加害人和被害人在诉讼中的自主意愿，立足于修复受到破坏的社会关系，进而有效地化解社会矛盾。从刑事和解这一制度的发展过程看，其自身孕育着三个价值理念： 犯罪人回归社会、被害人利益保护和诉讼效率与经济。在轻微刑事犯罪案件中引入刑事和解，有利于社会矛盾的有效化解。 　　（一）犯罪人回归社会 　　刑罚可以防止一般邪恶的许多后果，但是刑罚不能铲除邪恶本身。[1]刑事和解给予初犯轻罪又有弥补诚意的犯罪人自新的机会，让他们有机会弥补对社会或对被害人造成的损失，同时不致留下犯罪记录，能尽可能地避免给犯罪人贴上“坏人”的标签，也避免监禁带来“交叉感染”，降低其再犯的可能性，使犯罪人尽早回归社会。 　　（二）被害人利益保护 　　诚如德国犯罪学家施奈德所言：“为了保护被害人的权益，司法机关应当平息罪犯和被害人之间的怨恨。”犯罪发生后，被害人希望加害人受到惩罚，更加希望自身因犯罪行为受到的损失能够得到赔偿。被害人只要在矛盾不再被激化，且精神和物质上都得到一定满足时就更容易原谅加害人。刑事和解强调被害人的地位，尊重被害人的意愿，被害人利益不再被边缘化。 　　（三）诉讼效率与经济 　　通过刑事和解，使大量轻微犯罪案件从刑事程序中得以剥离，及时结案，节省了大量诉讼资源，也有利于集中司法资源处理社会危害性较大的犯罪案件，降低司法成本，提高司法效率，实现刑事司法活动的“抓大放小”[2]。刑事和解中的非监禁化也有助于诉讼经济，正如美国经济分析法学家波斯纳所言：“刑罚同样存在着社会成本，从这个意义上讲，罚金比徒刑更能够创造效益，因为监狱的制造、维修和维持都要投入资源。” 　　二、我国引入刑事和解的法律依据 　　刑事和解体现了当代刑事法制精神，即在平等、人道与宽容基础之上，在刑事法治运作过程中展现出各种刑事法律关系之间的人性化、宽容性和妥协性。从此意义上讲，刑事和解与我国当前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宽”具有一致性。同时，我国现行刑事立法也为刑事和解的施行提供了制度基础。 　　《刑事诉讼法》第172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自诉案件，可以进行调解；自诉人在宣告判决前，可以同被告人自行和解或者撤回自诉。包括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和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97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告诉才处理和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可以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进行调解。自诉人在宣告判决前可以同被告人自行和解或者撤回自诉。第200条规定：调解应当在自愿、合法，不损害国家、集体和其他公民利益的前提下进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4条规定：被告人已经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检察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