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勇甘当匠人的学人.docVIP

辛德勇甘当匠人的学人 　　辛德勇说自己并没有什么宏大的追求，只是想纯正地做人，真诚地对待学术。很多人追求建立自己的学术体系，他却研究具体的问题，甘于平凡，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匠人 　　去年以来，辛德勇的名字出现在新闻中，几乎都少不了一个关键词：汉武帝。 　　2015年10月，他出版了自己的专著《制造汉武帝》，提出了传统的汉武帝晚年的政治形象源于《资治通鉴》的历史建构的观点，引来不少争论。半年多后，该书再次印刷。在严肃的学术出版物中，有这样的表现，实在少见。 　　两个月前，他的另一本学术专著《海昏侯刘贺》由三联书店出版。书中对海昏侯刘贺及其背后的时代进行了详细分析，而其分析的起点仍然离不开晚年的汉武帝。 　　“《制造汉武帝》已经正式出版了一年多，外界的争论我也看到了，非常欢迎不同的声音。”辛德勇一只手搭在沙发的靠背上，一只手端起茶杯，淡淡地说。 　　这里是1月6日上午的北京。雾霾仍未散去，辛德勇拉开窗帘，淡淡的光线透进来。屋子不算小，但并没有太多的家具。大部分的空间被书架占去，就连客厅的地上也堆着不少的书。定睛一看，有的竟是极为罕见的古籍。 　　“对我而言，历史学首先是史料学，”辛德勇说，“《制造汉武帝》一书中的细微之处或有疏漏，但我认为，书中的结论并不需要做任何修正。” 　　被“制造”的汉武帝？ 　　辛德勇口中所说的“争论”，涉及到中国史研究中的一个著名问题――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在其晚年有没有偃武修文的政策转变？ 　　传统的观点认为：武帝早年征伐四方、开疆拓土，却也耗费了国力，以致民不聊生。及至晚年，武帝“幡然悔悟”，停止了对外的征伐，下诏“罪己”，使西汉的统治转危为安，并延续了近百年之久。 　　1930年代，日本学者市村瓒次郎据司马光《资治通鉴》的相关记载，指出汉武帝晚年的“轮台之诏”，使骚然不宁的民心“复归于汉室，处于动摇状态的西汉王朝幸而保全。” 　　其后，中国学者唐长孺同样依据《资治通鉴》的记载，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到了1980年代，北京大学教授田余庆发表《论轮台诏》一文，评述汉武帝一生行事，更系统地指出，武帝在其去世的前两年，大幅度转变了政治取向。而《资治通鉴》中的相关记载，正是“汉武帝‘罪己’的开端”。 　　经过几代学者的阐发，这些观点几乎已经成为学界的定论，并获得了高度赞誉。但辛德勇却发现了其中的漏洞：“为什么北宋《资治通鉴》中所载的‘罪己诏’在《史记》、《汉书》、《盐铁论》等成书于汉代的史籍中并不见记载？”“如果武帝晚年已经从‘尚功’转向‘守文’，为什么汉昭帝时的‘盐铁会议’还要对当时的政策进行猛烈的抨击？” 　　由此“追查”开来，辛德勇发现：正是由于司马光在编纂《资治通鉴》时采用了“语多诞妄”的《汉武故事》等材料，才使人产生了汉武帝晚年从“尚功”转向“守文”的印象。 　　换句话说，是司马光人为地建构了汉武帝晚年的政治形象。而北宋以降，据《资治通鉴》的相关记载得出类似结论的研究，也自然是站不住脚的了。 　　辛德勇将自己的研究写成论文，但辗转多家刊物，一直也没有能够发表。2014年底，《清华大学学报》的主编偶然听说此稿，马上索去，并以最快的速度一字不删地全文刊出。其后，三联书店又将该文单独出版。 　　此论一出，立即在学界和社会上引来众多争论。誉之者谓其目光如炬，论证严密；毁之者谓其推论过度，厚诬古人。 　　“上海一家报纸上的书评说我‘制造’了司马光，哈哈，但文中并没有提出什么有力的证据。”辛德勇说，“近来已经发表的反驳我的学术论文，也没能对我在文章中提出的疑问给出合理的解释。” 　　“我无意博取他人的认同，更无意评判前人的研究。其实，我只是从一个很土鳖的问题出发，用很土鳖的方法，做了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的史料辨析而已。” 　　史念海说，这个学生我要了 　　中等身材，肌肉健硕，一身利落的装扮。57岁的辛德勇，看起来并不像一个“典型”的历史学者。 　　“我出生在内蒙古东部，少年时代做过伐木工人，一直到现在还有冬泳的习惯。”辛德勇笑着说，“你看，我这体格可能比许多大学教授要强壮得多。” 　　1977年夏，刚刚高中毕业的辛德勇赶上了“上山下乡”的“尾巴”，到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的林场做了一名伐木工人。 　　那时候，山上的林场条件特别差。“大雪封山时，半个月才送一次给养。只好用冻白菜做菜，就玉米面饼子。”现在再讲起这些，他笑呵呵的。 　　但也有难得的休闲时刻：“每天干完活儿，大家一起睡‘地火龙’――东北地区林区采伐作业时特用的一种火炕，有这么长。”辛德勇张开双臂，笑着比划着，“外面冷风呼呼的，我就点着灯，趴在被窝里看自己从家里带来的书。” 　　不久后，辛德勇返城，曾进入内蒙古海拉尔市的一所中做代课教员，当临时工。当年冬天，国家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他立即决定报名应试。结果考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