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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连科神实主义创作浅探 　　摘要：阎连科被誉为“荒诞现实主义大师”，但其本人一直强调自己与“现实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2011年《发现小说》宣告了“神实主义”的诞生，提供了全新的创作理念和思考角度。本文试以《耙耧天歌》为例，探析阎连科创作中的“神实主义”的孕育、发展。 　　关键词：阎连科；神实主义；《耙耧天歌》；《发现小说》 　　现实主义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中的主流，但阎连科无疑是一位一直试图摆脱、颠覆我们习以为常的“现实主义”，建立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作家。2003年，《寻求超越主义的真实》孕育了“神实主义”理论的内核，2011年《发现小说》则正式宣告了“神实主义”的诞生。由此，有研究认为“《受活》则是滋生‘神实主义’，同时也是最初实践“神实主义”的篇章”。我以为非也，一个理论的建构必定是在漫长的创作过程中摸索而来，由模糊渐渐清晰，而非凭空确立理论再进行实践。事实上，“神实主义”在阎连科更早的创作中便已有迹可循，《耙耧天歌》便是极佳的例子。 　　一、“我是现实主义的不孝之子”：神实主义的诞生 　　阎连科自称为“现实主义的不孝之子”、“写作的叛徒”。然而在他创作的早期也有过“瑶沟系列”等传统的、写实的乡土创作，但其中平实老派的现实主义手法并没有赢得读者的青睐，也不足以表达阎连科真正想表现的、具有他个人特色的、强烈的生命张力。这样“不满”、失落的情绪促使他与传统的创作手法决裂，发扬“瑶沟系列”中“向内追寻”的因素。到了“耙耧系列”，粗、硬、劲、直的风格趋于成熟，理论上即确定了“神实主义”创作的推动因素――内真实。 　　此时，阎连科已经非常清楚自己和当下文坛主流的“现实主义”的巨大差异：“当代文学中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经典性表述是：文学创作中所要反映的现实，除细节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艺术上的‘真实’不仅来自于生活现象本身，还必须体现出生活背后的‘本质’，并加以观念上的消解，这些往往都是出于政治需要而设定的内容。”如此受“新意识形态”约束的现实主义描写的“真实”，《发现小说》将之理解为“控构真实”和“世相真实”，止步于描摹现实而无法深入探索。其情节的推动因素多是类似于19世纪的西方文学的“全因果”，由创造“典型环境”（外真实）而表现“典型性格”（内真实）。由此反观阎连科的创作，差异十分明显：“耙耧山脉”同沈从文的“湘西世界”、汪曾祺的“大淖水乡”一样，是作家创造的“精神故乡”，“作家必须有他的精神的故乡。只有这样，才能使他的作品永远透出一种属于作家自己的精神…作家精神的故乡，不一定都是他真正的家乡”，更并非时代的“典型环境”；其中的人物也总有一股倔强劲直的精神，坚持个人理想至于“认死理”的地步，体现的生命强度远远高于现实中常人的平均水平，显然也非“典型人物”。 　　如此，阎连科创作与“现实主义”的紧张关系是显而易见的，但《发现小说》又进一步推翻了批评者对他“魔幻现实主义”、“荒诞现实主义”的评价，而提出“神实主义”。至此我们才发觉之前的评价之所以“贴近”而不“妥帖”，是因为忽略了阎连科推动情节发展的关键因素：“内真实”，这使他的作品区分于寓言、神话、想象、神话，完成了“超越”。 　　《变形记》中，格里高尔突然变成了一只大甲虫，“变形”这一荒诞因素作为空穴来风的“因为”，却造成了实实在在的的“所以”――反映了金钱社会的人情冷暖。“让格里高尔变为甲虫，不是故事的目的，而是故事展开的原因。”阎连科小说中自然也不乏荒诞因素，如阎连科小说中常常出现的“亡灵叙事”，如《和平殇》中的“我”，《天宫图》的路六命等，人物虽然死了，但仍像生前一样可以行动、说话、思考，却比普通人多了知晓过去、未来或其他信息的能力，从而构成一种特殊的全知视角，这就自然让人联想到作为“半因果”代表的马尔克斯。在他的创作中，“一方面，魔幻神奇的因果关系中，都有拉美现实或传统文化的依据；另一方面，无论有怎样的依据，情节在生活真实的原则上又是完全的不可能、不允许出现那样无限夸大的结局。一方面，令人惊异的情节与变故，都是现实生活中决然没有的；但另一面，现实生活和过往历史中，虽然绝对不可能，却又总有‘绝对真实’的蛛丝马迹存在著。”于是大量带有魔幻色彩的现象，如亡灵回家、出生带有猪尾巴的人、雷梅卡可以借助毯子随风而去……这些因素推动着故事的展开，或者说，去掉这些魔幻因素，故事将无法进行下去。 　　由此再看阎连科的小说，才看出他神秘、神奇、神经的“神实主义”的与众不同来。将《耙耧天歌》与它们对比，我以为十分典型。“尤石头”在阎连科塑造的一众亡灵中是很特别的一个，他的出现并非为创造全新的视角，也不是为了获得陌生化的效果，甚至不是故事的主角（主角应为尤四婆），更谈不上能反映什么社会现象，这便与《变形记》不同；人/鬼交流的确有一些现实或传统文化的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