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消除对“贤人”“开明君主”的需要.docVIP

韩非子消除对“贤人”“开明君主”的需要 　　海外汉学家小传 　　本杰明?史华兹（Benjamin I. Schwartz，1916―1999）美国汉学家，犹太移民后裔。在二战以后的国际汉学史上，史华兹是一位杰出的人物，他在近五十年的学术生涯中，从事过中国近现代史、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国先秦思想史的研究，在三个领域内都留下了影响较大的著作。1997年，他荣获美国历史学会的杰出学术贡献（Scholarly Distinction）奖。在哈佛东亚研究中心，他被很多人称为“学者的学者”。 　　韩非子觉察到，申不害和商鞅的学说并非相互对立，而是像食品和衣服一样对人可以互补。商鞅的“法”为控制整个社会提供了方案，申不害的“术”为实施开明统治的方案提供了组织形式。因为商鞅忽略了适当的官僚制组织原则，于是国家中的各种权力成分都会维持自身的权力，甚至还会利用商鞅的改革来巩固他们自己的权力。商鞅的悲剧性死亡也起因于他过分忽视了对官员的控制。另一方面，申不害却不能确立一个统一的变法方案，甚至不能将国家的法制结构整合到一起。狡猾的官员因此仍能利用法律的不合理性。 　　韩非子似乎在更深的层次上寻求法家终极的公共基础。毕竟，刑法与官僚制设置所共有的成分，是它们控制人类行为的普世的、非人格化的和客观的机制，而且它们是以“行为主义的”简单人性模式为基础的。官僚机制对荣耀和尊贵方面的微妙满足赋予了更多的注意力，甚至连商鞅也把这些因素接纳到他的人性模式中。 　　在韩非子的综合体系中，我们发现了据他看来是商鞅和申不害都忽视的第三种成分，即慎到的神秘权威原则。说到底，整个体系建立于统治者的权威上。与韦伯一样，慎到敏锐地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权威并不是靠强力建立起来的，毋宁说强制性的力量建立于对权威的接受上。人民何以会接受统治者的命令呢？――因为人民的人数众多，而最高统治者仅仅一人，至今这仍然是权威的终极之谜。没有权威，统治者就不能成为所有的非人格化的法典和维系着整个社会秩序的控制机制的终极根源。的确，当系统运行的时候，系统本身为统治者的形象罩上了神秘的外罩，增强了遥不可及的感觉；但是，最终还是要依靠环绕在统治者头上的符号化的权威光环（symbolic aura），系统才有可能运行起来。如果不能将这一光环内化到人民的心灵中，整个体系就很容易崩溃。 　　这里存在着悖论。个人能动性是社会行为的根源，因而在一个清除了个人能动性的体系中，每一件事最终都取决于符号化的人格。在一个试图使得传统去除神秘化的系统中，要想让权威真正成为权威，在某种意义上又终要奠基于某种事先存在的神秘性上。法家体系中的权威最终应当是人为建立起来的权威（established authority），而不是“卡理斯玛式的权威”（charismatic authority）。因为“卡理斯玛”又导致了这样的倒退：极端地重视个体人格，而这是有害的。 　　汪德迈指出，法家没有认识到，“国族”（nation）或“祖国”（fatherland）之类的抽象实体也可以成为权威的终极处所。在普世主义的社会政治秩序的观念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导向中，中心从一开始就是普世的王权（universal kingship），而王权又必须体现为国王的人格。古希腊的观念是“城邦-祖国”（polis-fatherland），在历史上也经历了各种国家形式的统治，在那里古代城市―国家（city-state）是抽象的观念，与具体政体结构的实际情况并不完全符合；如果说在普世化的埃及王权或者古代波斯帝国观念中，城市-国家（city-state）的抽象观念未能作为人们的抉择而兴起，那么，在古希腊，它也同样未能作为人们的抉择而兴起。即使在到处存在着君主制的现代初期的欧洲，要把“国家”的观念同君主制的观念分离开来也不是一件易事，尽管它无疑受到了希腊、罗马的祖国传统的鼓励。慎到的权威概念假设权威必须落实到个体统治者的身上，但不论怎么说，人们事实上仍然把重点放在统治权（rulership）的权威要素这一抽象的契机上，而不是落在统治者的人格上。权威的真正来源是“威”（kingship）而不是国王（king）。 　　对于卡理斯玛权威的抛弃是合乎逻辑的。假如任何臣民在头脑中造成这样的印象，即因为人格上的德性、智慧，或因为天命的赐予，不论他是多么邪恶或者无能，都有“权利”来推翻一位既定的统治者，那么权威的抽象基础就会遭到削弱。对权威的服从必须与目前据有权威席位者带有偶然性的个人品质无关。韩非子肯定不会承认推翻夏朝或商朝的合法性。“汤王和武王认为他们是正确的，于是他们杀了他们的主人。”（《韩非予?忠孝》：“汤武自以为义而弑其君长。”）他注意到，王朝已经衰落，统治被推翻，他们本人的无能对这些事件有一定的关系，他还注意到，在历史的进程中，新王朝及其统治者最终获得了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