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制叙事折射的人性挣扎——评杨刚良《白乌鸦》.docVIP

改制叙事折射的人性挣扎——评杨刚良《白乌鸦》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到现在的三十年间，关于中国企业制度变化与职工命运变迁的文学思考从改革叙事发展到了改制叙事。改革叙事围绕着“要不要改革”的思路，常把故事开端设置为百废待兴之际，企业半死不活，而叙事收束往往设计为改革者的强势崛起，或者反对改革者的强力反弹，以昭示改革的大势所趋或阻力重重。近年来的改制叙事则多把改革已成定局，且改后矛盾丛生作为开端，叙事收束处又往往是国有资产流失严重，企业和企业中人都处于命运沉浮不定的状态。由此可见，改革作为一个牵动社会各阶层的话题，积淀了太多的社会矛盾，因而蕴含着小说创作的太多可能，体制之变最终可能被浓缩为历史册页中的寥寥几句，百年之后寥寥几句的陈述必将掩埋无数生命的悲欢，这需要敏感而深沉的头脑与冷静坚执的笔触书于当下，留鉴于后人。对于英雄的歌赞固属所需，对于几乎无事的悲剧或者闹剧详加探究，从中发掘人性的暗斑或亮点，告读者以温暖和光亮的不可或缺，更是以文学为业者的追求。 杨刚良的小说产量不多，主题却比较稳定，近几年来尤其锁定在国有企业改制之后的纷杂现象。本书中所收的《白乌鸦》、《春去春会来》、《瘿变》、《吃官司》、《雪落无声》都属此类。在这些小说中，最令人注意的是一个在权力网络中周旋的群体，和一个为生存而苦苦挣扎的卑微者群体，两个群体各自存在着结盟关系，且结盟关系处于微妙的互动、制衡、变化之中。换言之，杨刚良改制小说叙事的总体结构呈现为权力者之间的角力、权力者对于无权力者的剥夺与压抑，同时，无权力者为了生存以各种方式去对抗（而不是反抗）这种强势的剥夺与压抑。这种不对称的博弈态势，似乎缘于这个近六十岁的作者骨子里无法抹去的唯物辩证法思维所滋养的二元对立意识，也和当下企业改制乃至整个社会改革过程中不言自明的权力蜕变、灵魂挣扎密不可分。尽管学者们可以用种种后现代的解构主义思维方式去解读现实和文学叙事，这个历史悠久的国度里仍然普遍而有效地遵循着由来已久的对权力的迷信和对自我卑微的体认，如此，便催生了众多可以借助社会学批评方法反思的小说。杨刚良的小说叙事采用了一些现代主义技法，其整体结构思维仍然植根于传统的批评现实主义观念，善与恶的较量是其营构故事的核心动力，命运无常的悲凉与两手空空走向黑暗的悲愤流溢于其小说叙事之中。 在上述的五篇小说中，呈现出一种故事情节链的相似性：随着企业改制的无可逆转，企业中人都有失落，都有祈求，为祈求而又所行动，行动后引发灾难。把灾难作为叙事终点，说明作者的叙事设计是以悲剧为起点的，这种叙事肯定不会轻松，因为灾难意味着毁灭，毁灭使原本祈求的东西遥不可及，这是故事层面的意义指向；随着毁灭事件的一再登场，叙述故事的意义才真正冷峻地浮现出来：体制变动导致生命的毁灭或者导致人性的萎缩，那么，至少体制变动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是应该被质疑的，因为体制变动导致权力和利益的差距越来越大，导致一些人的更加狂妄和多数人的更加卑微；当争取生存权利而不得的毁灭事件一再发生，人性同时也被质疑，本应含有尊严、平等、自由等内涵的生命为什么会变得卑微如草？原已卑微如草的生命为什么丧失了挣扎的意志，颓败如衰草？抗争一词，还约略含有些许悲壮色彩，本文之所以用“对抗”而不是用“抗争”来形容小说中的人物行为，是因为他们最初采取的行动是为了尊严，到毫无希望时便采取毁灭性（无论是自我毁灭还是毁灭其他）的行动，在心理上很快跌到困兽之争一样的对抗，到这时，困局无解而败局已定，卑弱到微尘一样地步，冷冷地定格在雪地里或废墟烟尘中。对此，比较准确的概括大概是米兰·昆德拉那部小说的题目：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小说叙事其实是对某种隐秘现象的发掘，需要作者对世界和事件的独特感知。就现代作者驳杂的阅读经验和理论背景来说，他们都自觉地“通过感觉本身对现实的种种深藏不露的性质重新加以建构，更为有效而准确地揭示出现实世界的真实属性”。[1]杨刚良的小说叙事显然具备良好的“感觉”，那么，他想揭示的“现实世界的真实属性”是什么？只有认真思考这一点，才能准确理解他的小说。我觉得，他想通过小说告诉读者的是：这个世界已经被各种体制（换一种说法就是“组织”或者“制度”）编成了一个精致的网，个体在网中的行动要么是顺从，要么是逆反，或者逆反之后归于顺从，因此其行为在总体上表现为无所适从却又屡屡追求或挣扎的特征，无所得的结局意味着现实人生无法摆脱的焦虑。当然，这也就是作者本身的焦虑。 首先来看他笔下的卑微者群体，这是一个焦虑到了爆发临界点的人群，因为卑微而布满世界的各个角落。无权无势的卑微者争取工作岗位或者补偿，其诉求本来具有基本生存意义上的合理性，恰恰因为其目标仅在于得到基本的生存保障，其卑微感更加强烈，当他们卑微的诉求被轻轻击碎之后，其痛苦才无法遏抑，乃至于以死相争。这种叙事设计显然出于一种非常强烈的道德义愤，而出于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