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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校长责任模式和教育家办学 　　[摘要]从1949至今,行政任命是校长产生的主要方式。这种方式意味着学校的教学工作安排由行政部门统筹,教育的行政性过强,专业性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全国教学活动虽然一致却难以更好地满足不同学生的实际需求。60年的教育实践表明,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必须选择符合学校特性的管理模式,即要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实行教育家办学。 　　[关键词]新中国教育;校长责任模式;教育家办学 　　 　　一、校长行政任命制 　　 　　中国自古有“以吏为师,以政为教”的传统。1950年后,我国建立起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政教合一的庞大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学校管理者由行政任命产生,他的第一身份是政治工作者,其次才是教育管理工作者。这一体制的特点是,将每一所学校归属于行政体系的某一机构领导,而校长由行政机关任命是整个教育体系的枢纽。 　　1953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教育工作会议,会议决定从宣教部门、青年团抽调干部以充实大学的领导队伍,几年内由地方逐渐解决中小学的领导骨干,开启了直接由行政人员管理学校的行动计划[1]。 　　1953年9月24日,中共中央批发教育部党组、高等教育部党组、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党组的三个报告,在给各级党委的指示中指出:“改进文教工作的关键是加强各级党委对文教工作的领导和改善文教部门本身的领导状况。各级党委今后务须分出一定力量抓紧领导文教工作。要立即抽调一批比较强的党员干部到各大学和各高级中学去担任主要职务。初级中学以下的学校领导骨干应由各地党委有计划的逐步加以配备。调集一批干部进行教科书编审工作。”[2]这一指示基本确定了学校的组织基础。 　　另外,行政科层的管理将工农速成中学也囊括其中。1953年12月5日,高等教育部、教育部联合发出的《关于工农速成中学领导关系的决定》中规定:高等教育部根据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与学制,对全国工农速成中学实施统一的领导。工农速成中学的直接管理工作,实行分工负责。各高等学校附设的工农速成中学,由各高等学校直接管理,并由高等学校按领导关系系统直接管理该学校的教育行政部门请示报告工作。各省、市单独设立的工农速成中学,由省、市教育厅、局直接管理[3]。 　　1957年8月5日,中共中央决定从中央一级党政机关中抽调1千名高级、中级党员干部,派往大学、中学和若干科学文教单位工作,加强党对文教战线的领导。这1千名干部中,司级、局级以上干部200人,处长、科长以上干部800人。据中共中央宣传部的材料记载:至1959年2月,仅山西、辽宁、河南等16个省市派到高等学校担任系总(支)书记以上的领导骨干的干部有1230人,分配到中等学校担任校长、支部书记和教导主任等领导工作的有6162人[4]。 　　1957年11月6日,公布了《县级以上人民委员会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条例》,其中规定:中小学校的校长、副校长分别由县(市、自治县、市民辖区)以上各级人民委员会任免[5]。 　　1958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强调:“在一切高等学校中,应当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一切中等学校和初等学校,也应该放在党委的领导之下”[6]。 　　1962年10月22日至11月2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各中央局宣传部长、省(市)委文教书记与宣传部长会议。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的精神,在会议的总结讲话中强调:关于中小学校党委支部,中央的决定是:学校党支部对学校行政工作起保证监督作用;对学校党的工作、思想政治工作、群众团体起领导作用[7]。 　　1980年后,校长由行政部门任命,学校归属于某一个具体的行政部门,学校与政府间的关系一直没有变化。 　　 　　二、60年中国校长责任模式的变化 　　 　　新中国成立后,学校领导体制随政治经济发展发生多次变化。1950至1952年中小学试行校务委员会制;1952至1956年实行校长负责制。而在此期间,学校的教学工作安排由行政部门决定,全国虽然步调一致却难以更好地满足不同学生的实际需求。 　　1950年,教育部对全国校历作出统一规定[8]。由教育部颁布全国统一的校历难以适应东西南北跨度如此之大,气候差别如此显著的各个地区的不同需要,然而对毕业证和校历的统一要求意味着行政要对学校具体教育教学行使权力。 　　1952年9月29日,教育部发出《关于各级学校校旗、证章式样的原则规定》。其中规定:各级学校不必制定校徽;校旗只用简单颜色,标明校名即可,不必另加图案;证章原则上规定为长方形,只需标明校名,不必另加图案[9]。这一规定表面看是一件极微小的事,却内含对全国学校统一的行政化要求,消解学校办学理念个性化存在的基础。 　　1954年7月3日,教育部、出版总署联合发出指示,规定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