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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自主创新能力评价和对策研究 　　摘要：区域自主创新能力是提升区域竞争能力的关键所在，区域自主创新能力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该地区经济发展的前景和效益。山西省的区域自主创新能力一直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虽然近些年来，山西省的区域自主创新能力有了长足发展，但通过对其现阶段的区域自主创新能力的综合分析发现，在涉及创新能力提高方面仍存在着许多制约性因素。因此，山西省尤其应在知识创造能力、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等方面加大经费投入、进一步夯实省内区域间协调互补、产学研结合等工作。 　　关键词：区域自主创新能力；区域经济；山西省 　　中图分类号：F4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2）04-0066-05 一、问题的提出 　　经济学家熊彼特（J. A . Schumpeter）在其《经济发展理论》（1912）一书中首次赋予“创新”一词经济学意义，即创新是指生产函数或供给函数的变化，是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的内涵之后，创新研究便沿着两条相对独立的路线发展。一是以曼斯菲尔德（Edwin Mansfield）和卡米恩（Modon. I. Kanmlen ）等为代表、以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为主体研究内容的“技术创新经济学”；一是以戴维斯（Lance E. Davis）和诺斯（Douglass C. North）等为代表、以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为主体研究内容的“制度创新经济学”。进入20世纪，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推进，各国市场和生产之间的依赖程度不断加深，生产要素以空前速度和规模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中强调的资源、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等要素在全球化背景下已不在是决定经济增长的根本因素，取而代之的是一国或地区的自主创新能力。20世纪50年代，随着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提出人力资本是社会进步和经济增长决定性因素的结论。之后罗默（P. Romer）和卢卡斯（R. Lucas）等学者修正了古典模型中的生产函数，以内生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投资和知识积累等来解释经济长期增长的源泉，形成“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一国或地区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为核心的内生变量，恰当的政府政策在长期增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建议政府应加大科技投入。美国学者埃弗雷德·M·罗杰斯和朱迪恩·K·拉森在其《硅谷热》（1985）一文中揭示硅谷的“凝聚经济效应”，最早探索了区域创新能力问题。库克（Cooke）（1992）首次提出区域创新系统一词，认为区域创新系统是由相互分工与关联的生产企业、研究机构和高等教育机构等构成的区域性组织体系，甚至提出产业集群是区域创新能力形成的有效载体（Cooke，2005）[1]。瑞戴尔（Riddel）和舒尔（Schwer）[2]（2003）首次将国家创新能力理论框架应用到区域创新能力，通过对美国52个州和地区的实证研究，提出知识存量、工业研发投入、高技术人力资本和数量是影响美国技术创新能力的主要因素。相比而言，我国关于区域创新能力理论研究起步较晚，进入21世纪后才逐渐成为焦点研究领域。如柳卸林（2002）将区域技术创新能力定义为一个地区将知识转化为新产品、新工艺、新服务的能力，其构成要素包括知识创造能力、知识流动能力、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创新环境和创新绩效等[3]。黄鲁成（2000）认为区域创新能力是指以区域技术能力为基础的实施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的能力[4]。杨忠泰（2008）认为区域自主创新就是依赖本地区科技资源，自主解决本区域社会经济发展重大关键技术，以原始创新尤其是集成创新或引进再创新，以推动区域产业结构升级，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升区域竞争力的技术经济活动[5]。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虽是世界制造业增长最快的国家，但由于缺乏核心技术、自主知识产权和创新能力，使得我国长期以来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始终处于国际价值链的低端，70%~80%的产品无自主知识产权，众多重要领域核心技术几乎完全依赖进口。重引进、轻消化吸收和创新，导致我国在关键技术方面自给率极低。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严重不足，对外技术依存度高达50%以上，而发达国家在30%以下，美日仅在5%左右。我国科技竞争力甚至落后于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巴西和印度[6]。因此，温家宝总理明确提出，我国要发展战略性产业，抢占经济科技制高点。随着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定位的确立，培育区域自主创新能力开始成为当前经济发展的主旋律。如何提高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要素驱动型向创新型转变，是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战略选择。 　　山西省是我国重要的能源重化工基地，资源型产业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基于其资源禀赋，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形成了以煤焦、电力、冶金、建材装备制造、新型煤化工为主的工业生产体系。但由于经济增长过度依赖资源开发和利用，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