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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PAGE 10 增设危险驾驶致人死伤罪的必要 　　最近，新闻媒体连续报道，全国各地不断发生醉酒驾车(以下简称为“醉驾”)和严重超速行驶(以下简称为“飙车”)致人死伤的恶性道路交通事故案件，引起民众的公愤，要求严惩肇事者。但是，如果对这类案件按交通肇事罪定性，在不具有“因逃逸致人死亡”情节的条件下，最高只能处七年有期徒刑。特别是对造成多人死亡的案件，处这么轻的刑罚，显然是罪刑不相适应，不能为被害人亲属和普通民众所接受。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刑事法学界有不少学者提出，对这类案件应当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来定罪处罚，许多司法机关也接受了这种观点，采取这种办法来平息民愤。然而，笔者认为，这不是解决问题的良方，最好的办法是在我国刑法中增设“危险驾驶致人死伤罪”。 　　一、“飙车”和“醉驾”不等于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 　　首先，就“飙车”行为而论， 所谓“飙车”，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一种方言，意思是开快车。由于不是一个法律概念，在法律上也就找不到界定飙车的标准。从广义而言，在高速公路上按规定的时速快速行使，也可以说是飙车。但从狭义而言，飙车就是超过规定速度行驶。一般民众大多是从狭义上理解的。还有一种更狭义的解释，就是以竞技、追求剌激、娱乐或者赌博为目的，而开车在公共道路上超速行驶。如杭州市公安局2006年发布的《关于禁止机动车飙车等有关事项的通告》指出，本通告所称的飙车，是指以竞技、追求剌激、娱乐或者赌博为目的，机动车在道路、广场、校区等地方超速行驶，严重影响社会秩序和道路交通安全的驾驶行为。那么，这种最狭义的“飙车”行为，能否一概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呢? 　　有些学者的回答是肯定的，认为“一旦飙车的事实得以认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性质，没有太大争议。” [1]对“‘飙车’致使他人死伤的案件，不宜按交通肇事罪处理，而应当按照‘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其主要理由有三：(1)“飙车”行为不属于“交通运输”范畴，不能适用刑法有关交通肇事罪的规定。因为交通肇事罪是发生在公共交通运输领域的过失违法犯罪行为。“交通运输”是指“人或物的转运输送”，其本质是驾驶人员为了特定的运输目的而驾驶机动车或船舶。但“飙车”者不具有这种目的。(2)“飙车”行为符合“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客观构成要件。因为在公共交通区域相互穿插追逐“飙车”，绝不亚于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给人们带来的危险与恐惧。(3)“飙车”行为至少存在间接故意，符合“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主观构成要件。因为“当刑法禁止的是一种行为犯或危险犯时，如果行为人放任此类行为或者放任此类危险发生，则行为人就已经存在间接故意而无需出现有形危害结果了。就以飙车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而言，只要行为人认识到其飙车行为可能危及他人生命、财产安全而仍然在道路上大幅度超速飙车，就应当认定其具有间接故意。 [2] 　　但是，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值得商榷。即便是以竞技、追求剌激、娱乐或者赌博为目的“飙车”致人死伤的案件，也并非都属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理由在于： 　　第一，“飙车”者不是基于特定的运输目的而是以竞技、追求剌激、娱乐或者赌博为目的驾驶机动车，就将其行为排除在“交通运输”的范畴之外，从而得出不可能构成交通肇事罪的结论，可能有失妥当性。事实上，出于何种动机目的驾驶车辆或者车辆作何种用途，对于行为能否构成交通肇事罪并无多大影响。只要是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在公共交通管理的范围内驾驶机动车辆，违反交通运输送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并且对事故后果的发生不是持希望或放任态度，那就完全具备了刑法第133条规定的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 　　如果认为只有以人或物的转运输送为目的驾驶机动车，才算是从事交通运输活动，违章引起事故的，才有可能构成交通肇事罪，那么，我们不妨举二例来分析一下这是否具有合理性。例如，某人为了观夜景，驾驶自己的小轿车在城区马路上行驶，但由于注意力分散又超速而撞死了行人。我们能因其不是以人或物的转运输送为目的而只是以娱乐为目的开车，就否定其构成交通肇事罪，反而要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吗?又如，某人用刀将仇人杀害之后，开着自己的小轿车回家，因超速而撞上正常行驶的另一辆小车，致被害人死亡。对这样的案件，显然不能因为行为人是在犯罪之后为了逃离作案现场，而不是以人或物的转运输送为目的，来否定其后一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却要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来定罪处罚。况且，假设是以同样的速度超速行驶，发生在同一时间、同一路段，造成了同样的致人死亡的后果，行为人对事故后果的发生都是持同样的不希望也不放任的心态，如果仅仅因为驾驶者超速行驶的动机目的不同，就定不同的罪(如以竞技、娱乐为目的的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以快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