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8世纪中国赴越使臣和越南官员交流方式浅析.docVIP

10―18世纪中国赴越使臣和越南官员交流方式浅析 　　【摘 要】 本文在概述中国使臣赴越南及越南官方接待情况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使臣与越南接待官员的主要交流方式。指出，中国赴越使臣除了通过翻译来与越南接待官员交流外，因两国有同文的关系，所以还可以通过汉文书信和诗歌酬和来交流，即通常所说之汉字笔谈，留下不少佳话，反映了两国的友好关系。 　　【关键词】 中国；赴越使臣；交流方式；10-18世纪 　　越南于公元十世纪中成为自主封建国家，之后与中国封建朝廷保持宗藩关系，两国维系朝贡关系近千年。公元973年，宋太祖首遣使右领军卫大将军王昭远，?e??使?钪孛朗菇恢荩?“制以琏特进检校太师，充静海军节度观察处置等使”[1]，自始拉开中国遣使安南之序幕，履行宣谕、册封、谕祭、调解等各种使命，直至1885年清政府承认法国在越南的保护国地位。中国使臣抵达越南后，如何与接待使臣的越南官员交流，这是本文要阐述的问题。 　　一、中国使臣赴越南及越南官方的接待概述 　　宋、元、明、清各朝都很重视派赴越南的使臣的遴选，几乎都是派出才思敏捷、应对如流、擅长诗文的知名文臣，其中大部分是科举出身之文人，有些甚至是大学士，如宋朝的李若拙、李觉等；元朝的张立道、李思衍、陈孚等；明朝的张以宁、湛若水、吴伯宗和鲁铎等；清朝的周灿、德保和顾汝修等。据不完全统计，10-18世纪期间，根据不同使命和目的，中国各封建王朝至少派出了120个使团出使越南，其中宋朝25次[2]，元朝27次[3]，明朝57次[4]，清朝12次[5]。 　　越南要接待这些“天朝上国”使臣，也非常慎重地安排和选择朝廷重臣来接待中国使团。欲借此机会体现越南也是文明文献之邦，越南封建朝廷亦选择擅长汉文诗歌创作、博古通今、外交能力强和有爱国精神，也几乎都是科举及第，甚至是进士及第之重臣，还有不少曾经出使中国的大臣成立接待工作组。例如接待1683年由明图、邬黑和周灿任正副使的清使团的越方接待组十位大臣都是各科三甲及第之人，可见其对接待中国使团的重视程度。 　　使臣抵达边境，越方接待官员即开始迎接和护送使团入京；使团完成使命后，接待官员又要护送使团离京并护送回至边界，这个接待过程都要非常周到和确保安全。沿途各驿站还有地方官员和士兵迎接和护送，准备用餐和歇息处并举行既定的各种仪式，不敢有半点疏忽，要费很多工夫和精力接待使团。 　　二、中国使臣与越南接待官员的主要交流方式 　　1、通过通事即翻译的传译交流 　　尽管10-18世纪期间，中越两国的官方文字都是汉字，中国皇帝的诏书以及越南国王的呈书都是用汉字撰写，但彼此的日常交流仍是使用各自的口头语言。两国口头语言使用不同的语言，中国是汉语，越南是越语，因此他们之间的交流亦如与其他国的交流一样，要通过通事（古称“翻译”为“通事”，越语称为thong ngon“通言”）来传译。通事是使臣与接待官员直接交流的桥梁，作用重大，不可缺少。 　　中国使团的翻译通常由广西思明府荐举，一般有两名。使团抵达越南后，越方通常也派遣2-3名翻译协助越南官员与使臣进行交流。翻译是一项费脑和辛苦的差事，在留存至今的中国赴越使臣各种使交作品（越南是古交?n地，唐设安南都护府，因此亦称安南，1803年始用越南之国号。中国使臣的使安南作品常简称为“使交集”）中，有关翻译不称职或无为的记载不多。当然，翻译被指责的情况也有。被指责最严重的，要数清使顾汝修《至安南国王黎显宗书》中所言：“公馆之中，除通事外，无一人解语者，而通事全属支吾，不足采纳”[6]。这大概只是越方翻译对当时正在气头上的顾清使应付之策，因为既然是朝廷谨慎遴选出来的翻译，绝不会有“支吾”不足用之理。 　　2、直接用汉字交流，采用书信或者诗歌方式 　　也正是因为两国使用同一官方文字汉字，因此除了借助翻译传译外，使臣和越方接待官员还可以直接用汉字进行交流。他们之间的直接交流方式常见的有两种形式，一是书信往来，二是酬赠和唱和诗歌，其中最典型和有代表性的就是汉诗唱和。 　　不通过翻译，直接用汉文书信往来交流，可以更好地理解意思，能够克服翻译对某些难理解之处或者不便坦率翻译的不足之处的限制。例如明朝洪武三十年，明使陈诚在与越方国王交涉时就曾“以为执事者告虑，重译弗详，故笔诸书志云”，直接修汉文四封《与安南辨明丘温地界书》，就丘温地界进行有理有据的辩明，而越方亦通过汉文信的方式回复陈诚，在陈诚《陈竹山先生文集》中就附有安南国王的几封回书。[7] 　　中国使臣与越方接待官员最具特色和最典型的直接交流方式要数古汉文诗唱和了。越南自古就受汉文化影响，形成汉诗唱和的传统，在宫廷中越南君臣经常就各种不同主题和事件酬唱诗歌，最有影响的事件是十五世纪后黎朝圣宗帝成立了骚坛会，并亲自担任骚坛元帅，经常与当朝的另外二十多位知名文臣唱和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