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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发展方式与人口红利关系辨析 　　[收稿日期]2010-02-20 　　[基金项目]广西学位授权点建设学科《广西工学院产业经济学学科》一期项目(桂学位(2009)9号)资助。 　　作者简介?演詹浩勇(1974-),男,广西南宁人,西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产业经济学;杨毅(1977-),男,广西柳州人,广西工学院财经系副教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 　　摘要 　　演近年来热烈讨论的人口红利,对我国来说更接近于一种“人口机会窗口”。它可以通过增加劳动力投入,提高储蓄率等渠道推动经济增长。但这种经济增长并非一定是现代经济增长。中国的实践证明,粗放式低层次地利用“人口机会窗口”,走传统工业化道路已经遇到严峻挑战。印度自20世纪80年代起采取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积极培养与积累人力资本,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值得中国参考。应深层次充分挖掘人力资源优势,积累人力资本,走出一条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提高的发展道路,真正分享人口红利。 　　?眼关键词?演人口红利;人口机会窗口;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高新技术产业 　　?眼中图分类号?演 F120.3 [文献标识码] A ?眼文章编号?演 1673-0461(2010)06-0014-06 　　 　　一、文献综述与问题的提出 　　 　　“人口红利”这一词是近年来国内学者研讨的热点问题。一般地,人们通常把人口红利视为一种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年龄结构,即人口年龄结构中,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较大的比重,相应地抚养比较低,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这种人口年龄结构更有利于经济增长[1]。人口红利主要是通过提高储蓄率来提高经济稳态水平及其增长率[2],或者通过社会财富快速积累,可有更多资本用于生产,资本劳动比处于一个不断提高的路径[3],为经济持续增长提供了可能。实证研究表明人口红利对中国改革以来的高速经济增长作出了贡献[2],是21世纪中国跨越式发展的动力[4]。也就是说中国人口转变的时期和改革开放形成的良好制度环境相契合,因此可以很好地利用人口红利[1]。进而,中国可以产生第二次人口红利[5]。 　　然而,另一部分学者却认为“人口红利”并非是30年改革以来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的事实,简单以抚养比为基础构造的“人口红利说”将带来对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实质的错误解释[1]。具体而言,“人口红利说”存在四大误区,即人口机会窗口等同于人口红利,理论抚养比等同于实际抚养比,经济增长等同于人口红利,人口机会窗口关闭等同于劳动力短缺,这些误区对人们认识与有关决策产生了误导[6]。人口红利的实质是人力资本积累加上人力资源开发,我们不仅要充分利用黄金人口年龄结构所创造的人口低负担机遇,而且要充分开发丰裕的人力资源[7]。因为,实证研究也表明,中国抚养负担低的比较优势终将消失[8][9][10][11],并非可持续[12]。事实上,在过去的20年中,中国的劳动力资源并没有被充分利用,高失业率导致的不充分就业使中国面临着人口优势与其利用的矛盾[13]。充足的劳动力资源转化为经济成果,还需要一系列的经济社会条件[14]。为解决就业问题,中国应重视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但同时也需要更加重视劳动力质量的提高[15]。 　　同意后一部分学者的观点,即由于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导致的总负担系数较低,有利于增加全社会储蓄,从而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种条件、机遇,准确地说只是打开了一个“人口机会窗口”,并不是实际上收获了人口红利。经济增长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库兹涅茨把先行工业化国家第二次产业革命以后的发展阶段的经济增长称为“现代经济增长”。现代经济增长和早期经济增长的区别在于,经济增长主要已经不是靠资本积累,而是靠效率提高实现。简单地强调人口年龄结构转变给经济增长带来“量”上的增加(或者说狭义上的经济增长),而忽视其对经济增长“质”上或结构上(或者说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会使我们走进严重的误区,使我们很难从根本上摆脱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进而也就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经济增长。笔者认为,只有当一个国家或地区抓住“人口机会窗口”开启,并且能够对人力资源加以充分利用的机遇,才可能使经济增长获得一个额外的源泉,真正创造经济增长的奇迹,收获实实在在的人口红利。也就是说,人口红利与经济发展方式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然而,相当长的时间以来,我国在取得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却并没有摆脱传统增长模式,只是粗放式、浅层次地利用“人口机会窗口”,于是便出现了许多令国内外经济学家难以理解的问题:过早地出现了内需不足、就业难、经济增长效益低下、对外依赖程度高同时抗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弱、资源和环境承受的压力巨大,等等。尤其在本次金融危机中这些问题集中凸显出来。当前,有关中国经济发展方式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