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编剧理论和实践_000002.docVIP

戏曲编剧理论和实践_000002 　　创作手法（上） 　　我写戏，通常都是凭兴趣、凭冲动匆匆而就，从来没有想过我该在这儿用什么手法，要在那儿用什么机巧。现在所要谈的这些所谓创作手法，都是为了讲课方便，不得不回顾自己的剧作，或分析别人的作品，从中梳理出来的。 　　一、脸谱化与个性化 　　传统戏曲里的人物，通常都是脸谱化的，观众一看就清楚哪个是忠臣， 　　哪个是奸臣，哪个是坏人，哪个是好人。可是《新亭泪》一上演，许多观众跑来问我，你的戏怎么把我们弄糊涂了，辨别不出晋元帝是明主或是昏君？王敦是奸臣还是忠臣？你的是非标准在哪里？ 　　我看的传统剧目不多，所见到的戏中皇帝似乎只有两种，不是明主，就是昏君。对于开国君王的评价，似乎也都是以其是否杀戳功臣作为好歹的标准。若按这种习惯的衡量法，晋元帝应该属于昏君之列。但是根据史书所述，他并不昏庸，他也想当一个中兴明君，有番作为。站在司马睿的立场上，疏远王导，重用刘隗，不过是为了巩固政权，若是由此而定他为排斥忠良、宠任奸佞的昏君，未免冤屈了人家。我对这个皇帝还是抱有一点同情的。他本想白展雄图，谁知适得其反，引起王敦兵变，政局更加动荡，宝座摇摇欲坠，一片雄心，付诸流水。权力至高无上的皇帝，也落了个事与愿违、一筹莫展的下场，岂不可怜？更为可悲的是，“圣明天子”却永远无法明白究竟是何原因造成他的悲剧。对这个皇帝予以一点同情，可以把专制主义鞭挞得更无情些。因此，我不给晋元帝画上明主或昏君的脸谱，而是从人性出发，让他以本来的面目出现在舞台上。 　　关于那个以清君侧为名起兵胁主、造成社会动乱的王敦，我也不作简单化的处理。据《世说新语》所载，王敦好诵曹孟德“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之诗。因此，《新亭泪》第八场一开始，我就给王敦安排一个横槊赋诗的场面。王敦白比曹公，不仅是逞显英雄气概，而且也微露他对司马氏政权存有觊觎之心――曹氏天下为司马氏所篡，吾当为曹公雪恨！因此，我为王敦添此一笔，不但可以刻画其个性，而且又可以直诛其心：豪情壮志，非为外御，只在内争；貌似一代英雄，实怀狼子野心。欲贬而褒，似褒实贬，用曲笔刻面人物之复杂性格。 　　对于周伯仁这个我要正面歌颂的人物，也不是一出场就正气凛然，豪情满怀。我花了不少笔墨，写他嗜酒，这也是史书所载。沉溺醉乡，玩世不恭，是魏晋时期士大夫的一种风尚。但是周伯仁的终日酩酊，又有别于刘伶。他曾饮宴新亭，常有“风景不殊，举目有江山异色”之叹，可见他醉中饱含忧愤。他纵观时局，既反对王敦发动内乱，也反对元帝诛杀王导，可见他有清醒的政治头脑。因此，我把他写成一个似醉犹醒、外醉内醒的士大夫。渲染其醉，反衬其醒。不过，周伯仁之清醒，是与那些不顾民族存亡、只知争权夺利的东晋君臣比较而言的。旁观者清，事隔一千六百多年，我们俯览东晋小王朝，觉得周伯仁还是一个醉者。因为他认为天下动乱的根源在于同室操戈，而不知道也决不可能知道君臣之间互相猜忌、权臣之间互相倾轧的根源在于专制主义。因此，纵然有他挺身而出顾全大局，但也只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天下还是动乱不已。这是他的悲剧所在，也是他最大的历史局限性。 　　关于王导其人。王导是东晋王朝的栋梁，江东士族唯他马首是瞻。但是，威高震主，晋元帝对他有戒备之心，故重用刘隗以抑制王氏。他的堂兄王敦又借此之机发动兵变。因此王导处境变得复杂微妙起来。他对王敦之反，态度似乎有些暧昧，既想借王敦之力消除异已，重操政柄，又怕与王敦牵连而有损名节。由于他误会周伯仁，才默许王敦杀死周伯仁。但可贵的是，作为权倾朝野、名扬天下的王导一旦真相大白后，却悔恨不已，痛心疾首地说：“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我负伯仁！”古今政治家错杀、屈杀不知多少无辜，但几个能有王导这样的襟怀，肯向冤魂谢罪？ 　　《新亭泪》之后的剧本创作，我大体上都是走这一条路子的，人物刻画少些脸谱化，多些个性化。即使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奸臣，如《叶李娘》中的贾似道，我也不简单地丑化他。他听到叶李上书弹劾自己，虽然愤怒，但不立即下令逮捕，而是请叶李赴宴，想笼络拉拢软化叶李，软硬兼施，逼其就范，为己所用；在刑场之上他还假惺惺表示，只要叶李肯下跪认错求饶，就免叶李娘一死。这样写，并不是美化贾似道，而是让这个奸臣形象显得更阴险狡诈，也使剧情更跌宕起伏，引人人胜。 　　个性化并不等于人物性格复杂化。人物性格也并非刻划得越复杂其形象就越生动。莫里哀的喜剧作品的人物，几乎性格都是单一的，但无不栩栩如生。文学创作上有扁形人物与圆形人物之说，把性格单一的人物称为扁形人物，把性格复杂的人物称为圆形人物。传统戏曲里的人物，大量是扁形人物，但许多都是不朽的艺术形象，不能说圆形人物的艺术价值一定高于扁形人物。我的戏曲作品中，既有性格复杂如《晋宫寒月》中的骊姬、《青蛙记》中的魏斯仁，也有性格单纯如《鸭子丑小传》中的阿丑、《阿桂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