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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起义史实和评价断想 　　1957年7月，八一建军30周年前夕，我作为解放军报社的记者，曾赴南昌访问。当年参加或目睹南昌起义的人，那时不过五六十岁，我曾访问过贺龙的房东、中华圣公会的神父，朱德身边的随从人员，当年江西大旅社的工作人员，还有参加过起义的江西省委的领导同志。在起义指挥部旧址、原江西大旅社加紧筹备的八一起义纪念馆，我在那里看到许多珍贵的资料。我写了一篇《访问八一城》，刊载于《解放军报》上。现在看来，那时我对南昌起义的了解还很肤浅，后来我阅读了有关南昌起义的大量文电和资料，才对南昌起义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南昌起义后，中共中央在“左”倾盲动错误思想指导下，先后于1927年10月24日发出关于南昌起义失败的通告，1927年11月14日作出政治纪律决议案，指责南昌起义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且处分了南昌起义的领导同志。虽然“左”倾盲动错误的指责后来得到了纠正，但是当年对南昌起义作出的种种片面的、不合实际的评价，并未一一澄清，至今在某些问题上还有或多或少的影响。 　　 　　南昌起义是胜利的起义。起义部队南下的挫折与失利，不能抹煞起义的成功。 　　 　　1927年在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大革命失败的极为严峻的形势下，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起义于8月1日凌晨举行，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激战，全歼守敌3000余人，占领南昌全城。从8月3日至5日，在共产党直接掌握和影响下的起义部队2万余人，有计划、有秩序地撤离南昌。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这一震惊中外的武装起义，无疑是胜利的、成功的。那么为什么在起义之后不久，中共中央就给南昌起义下了“失败”的结论呢？这是因为起义部队南下广东后遭到严重的挫折和失利，未能实现原先制定的计划。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1927年7月12日，在大批共产党人遭到屠杀，大革命面临失败的严峻形势下，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由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主持，在汉口召开了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成立了以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五人组成的中央临时常务委员会，代行中央政治局职权，陈独秀从此离开中央领导岗位。当时中央的意图是“集合我们的武力，依张发奎回粤徐图发展”。因为在蒋、汪反共后，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的张发奎，曾表示仍要“保护”共产党，不与共产党分家。在他的第二方面军三个军中，约有一大半是受我党控制和影响的部队，如叶挺指挥的第11军24师；第4军25师73、75团，第10师30团；贺龙指挥的第20军。这些部队在“东征讨蒋”的名义下，先后到达江西九江地区。7月中旬，中央派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赴九江，到上述部队中进行工作，以聂荣臻、贺昌、颜昌颐组成的前敌军委，也到了九江。7月20日，谭平山、邓中夏、李立三、吴玉章、叶挺、聂荣臻等在九江举行碰头会，会议针对张发奎已勾结汪精卫，即将对第二方面军进行“清党”的情况，决定放弃联张回粤的计划，赶快将我党控制和影响的部队集中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立即将这一意见报告中央。谭平山将准备武装起义的计划探求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的20军军长贺龙的意见，贺龙当即表示赞成。李立三、邓中夏赴庐山，向正在那里休养的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中共中央常委瞿秋白通报了九江会议的情况。在武汉的中共中央接到九江方面的建议，7月23日又听了瞿秋白的汇报。在武汉的几个常委和新来的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均表赞同，正式确定了举行南昌起义的部署，指定周恩来为书记，李立三、恽代英、彭湃为委员，组成中共前敌委员会，领导此次武装起义。当时无论是共产国际、中共中央还是前敌委员会，指导思想还是像大革命时期北伐那样，以占领城市为中心目标，所以计划南昌起义后部队由江西进入广东，夺取广州，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占领出海口，取得共产国际的援助，然后重新举行北伐。 　　7月26日周恩来到九江，27日到南昌，召开了一系列会议，紧张进行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这时，中共中央收到共产国际的电报，指出：“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们认为你们的计划是可行的。”“如无胜利机会，则不可举行南昌暴动”。中共中央派张国焘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去前方，传达上述信息，并参与决策。这时，张发奎已投靠汪精卫准备“清共”，形势万分危急。从南昌敌我力量对比看，我军处于绝对优势，有起义胜利的把握。但是从整个敌我力量对比看，我军只有2万余人，敌人则数十万计，原定起义部队南下广东的计划，是很难实现的。张国焘于7月27日到九江，30日到南昌，他对起义能否成功表示犹豫，主张极力拉拢张发奎，坚持“起义无胜利把握是盲动”。这一意见遭到几乎所有同志的反对，因为张发奎虽然还在玩弄两面手法，但其拥汪反共的面目已很明显。由中共独立领导的南昌起义，已准备就绪，如果停止起义，半途而废，必将带来更大的损失。张国焘最后表示服从多数意见，遂决定起义于8月1日凌晨举行。 　　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