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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文化权益保障内涵经验和建议 　　摘 要：加快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保障公民的基本文化权益，是党和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基本文化权益作为公民文化权益的基础，它由平等参与文化活动、共享文化成果、文化成果收益受到法律保护、传承本民族或本地区文化生活方式以及接受基本文化教育和培训等方面权利组成。国外在基本文化权益保障上走在中国前面，“一切为了权利”、适合的制度模式、科学的标准化及开发式社会参与等经验值得中国学习借鉴。在法治中国当下，公民基本文化权益保障需要从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技术、组织、机制与体制创新、完善公民文化参与机制、加大公共文化服务的财政投入及加快公共文化权益立法保障工作等方面加以推进。 　　关键词：文化权利；基本文化权益；公共文化服务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5）02- 　　收稿日期：2014-12-2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加快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研究》（10DZ018）、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文化体制比较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研究》、华中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资助《中国地方治理现代化及国际比较研究》（CCNU14Z02008）（13XKS01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吴理财，男，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文化治理，乡村治理；洪明星，男，广西区委党校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文化体制改革；刘建，男，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共文化服务与文化治理。 　　自新世纪以来，为了保障公民的基本文化权利，我国大力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设施网络基本形成，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框架基本建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呈现出蓬勃发展、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良好态势。但由于历史的原因、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以及我国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不同群体之间仍然存在较为突出的差异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民基本公共文化权益普遍、均等、有效实现。为此，本研究以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益为主要内容，通过明确基本文化权益的内涵，厘清基本文化权益的内容，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探索完善基本文化权益保障的方式与路径，以期提出有价值的对策与建议。 　　一、基本文化权益的概念界定 　　二战以来，文化权利逐渐发展成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1948年12月，联合国通过217A（III）号决议――《世界人权宣言》，其第二十七条宣称：“人人有权自由参加社会的文化生活，享受艺术，并分享科学进步及其产生的福利”，“文化权利”正式问世。1966年12月，联合国再通过《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规定“人人都有权参加文化生活、进行文化创造、享受文化成果以及公民的文化权益受法律保护”等。随着缔约国的增加，文化权利逐渐得到世界各国的认可与尊重，终于与政治权利、经济权利一起，成为公民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中国以来，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强调要尊重和保护公民的文化权利，我国的《宪法》、《民法》和其他法律都有保护公民文化权利的条款。1997年10月，我国加入《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我国的保护公民文化权利工作进入到与国际接轨的新时代。 　　需要明确的是，“文化权利”是基于公民身份建构起来的西方话语，它侧重于通过文化权利的赋予来表达公民身份的塑造，“文化权利”所隐含丰富的“权利至上”的个体主义元素，与社会主义制度所追求的个体与社会、个人与国家的利益共同体价值和命运共同体价值是有所悖离的。因此，在党和国家的系列文件中基本不用“文化权利”，而是以“文化权益”一词代之。“文化权益”与“文化权利”两者虽无本质性区别，但二者的差异又恰恰体现出不同国体对意识形态的偏爱，西方自由主义者偏好“权利”一词，强调个人的自由和平等，中国用“权益”一词替代“权利”，旨在突出“公益”而弱化“自利”[1]。无论文化权利还是所谓文化权益，其法律意义都是以“公民在社会文化生活中享有神圣不可侵犯的自由和利益”为指向和归宿。 　　与政治、社会、经济等权利一样，文化权益也是有圈层结构的，它可分为基本文化权益和非基本文化权益。但从实践层面而言，如何厘清基本文化权利与非基本文化权利的边界却是个世界性难题。目前国内外普遍做法是以“是否由国家提供”来划分。显然，这种做法忽略了基本文化权益的主体――“人”这个最重要的因素。任何忽视“人”的文化需求或对“人”的文化需求重视不够，仅凭国家的主观臆断就去制定公共文化服务政策，必然会造成公共文化服务的供需错位，使公民的基本文化权益得不到良好保障。但是，西方一些国家片面地以“人”的文化需求为中心制定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结果又造成国家不堪重负和陷入福利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