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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能力和法治之间构建政商关系新生态 　　摘要： 　　我国政商关系的异化既体现了国家自主性过度，也导致国家自主性不足，阻碍了国家渗透、管制、提取和分配能力的发挥，以及法治化进程。政府垄断重要资源并主导经济发展和“准分权治理结构”导致国家能力与法治发展的严重失衡，造成政商关系严重异化。为此，应在法治框架下构建政府及官员的嵌入式自主性和民营企业的反向嵌入式自主性，促进政商互嵌的法定化、规范化、制度化，并在政商之间达成治理式互赖，推动国家能力与法治相对均衡发展，使政府、官员和民营企业“各安其分、各司其职、各得其所”，从而构建起政商关系新生态。 　　关键词：政商关系；国家能力；法治；嵌入式自主；治理式互赖 　　中图分类号：F123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7）03-0015-05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的崛起不仅是世界经济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也是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成果之一，而“官”和“商”则是中国企业崛起故事的两个主角。因此，官商关系、政商关系既是解读中国经济崛起及其挑战的一把钥匙，也是理解中国政治发展及其问题的一条线索。随着当前反腐高压常态化，人们发现政商关系严重异化，阻碍了国家和企业的治理能力，重构新型政商关系迫在眉睫。本文拟从国家能力与法治的双重视角出发，以民营企业为例，探讨我国政商关系严重异化的危害和根源，并提出构建政商关系新生态的路径选择。 　　一、政商关系异化危害国家能力和法治建设 　　政商关系既是指制度化的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又是指非制度化的官员与企业负责人的关系。我国政商关系的类型为：国有企业与政府及官员的关系、民营企业与政府及官员的关系，而后者是一种典型的政商关系。政商关系新生态不仅要求政商之交是“君子之交”，而且要求政商合作促进经济发展，推动政商关系由非制度化向制度化转换。然而，当前我国政商关系严重异化，官商勾兑、官商互变、官商对抗和官商隔绝是其具体形式，其中，官商勾兑是其最常见的形式，并对国家能力和法治建设造成了巨大危害。 　　第一，政商关系异化体现出国家自主性过度，也导致了国家自主性不足。米格代尔界定国家能力为“国家领导人通过国家的计划、政策和行动来实现其改造社会的目标的能力”，“包括渗入社会的能力、调节社会关系、提取资源，以及以特定方式配置资源或运用资源四大能力。”[1]国家自主性是国家能力发挥的前提和基础，国家自主性过度与不足都会破坏国家能力，对国家政策的供给与执行产生消极影响。国家自主性是国家独立于社会的能力。“国家的自主性主要是资源在统治者和社会阶级之间分配情况的函数。”[2]国家掌握一定的物质资源是保持自主性的重要条件。当前我国国家自主性过度与不足并存。政府垄断大量重要资源导致国家自主性过度，而国家自主性不足是国家自主性过度膨胀的结构性后果。官商对抗、官商隔绝体现出国家自主性过度，而官商勾兑、官商互变则导致国家自主性不足。 　　民营企业是基于私人利益而组建起来的经济组织，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其目标。在一定意义上，民营企业是制约国家自主性过度增长的力量，是国家自主性的保障。当前，民营企业的交易成本高、税费负担重，其发展还面临着多重壁垒制约。在政商博弈中，因民营企业的权利常遭政府侵犯而导致官商对抗、官商隔绝，这是国家过度自主的结果。但在更多的情况下，为从政府获取资源、降低交易费用和逃避监管，民营企业主往往通过行贿而俘获官员，亦使国家失去自主性。在“秘书帮”“山西帮”和“西山会”等腐败窝案中，人们不难发现官商勾兑大肆掠夺社会和国家资源，严重地影响了国家政策的供给与执行。与官商勾兑一样，官商互变也会导致国家自主性不足。官商互变包括：由商变官和由官变商。[3]如商人当选为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工商联代表，参与制定政策，谋取本团体的私利，削弱国家自主性；商人直接去政府部门任职，在政策的执行中利用国家权力谋求自己的私利，危害国家自主性。由官变商多是官商勾兑的结果，受贿后的官员通过辞职经商、创办企业方式洗钱。 　　第二，政商关系异化导致国家能力既过剩又不足，阻碍国家能力的发挥。首先，阻碍渗透能力的发挥。通过资源控制、政策和税费手段，政府加强了对民企的渗透，一方面，许多地方政府视民营企业为摇钱树，对其乱收费、乱罚款和乱摊派，甚至到企业乱打人、乱抓人，从而使政府对企业渗透过度，导致官商对抗；另一方面，一些民营企业主通过收买官员或借助协（商）会的庇护，与政府不合作，拒不执行政府的相关政策，从而使国家无法渗进企业，导致官商隔绝。其次，阻碍管制能力的发挥。一些民营企业主与官员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官商勾兑现象，造成国家政策失灵，使一些民营企业既逃脱了经济性管制，造成国家调控能力不足，又规避了社会性管制，弱化了国家管制能力。此外，官商隔绝、官商对抗也不利于政府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