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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明朝君权和相权斗争 　　[摘 要] 纵观整个明代历史，明初朱元璋废宰相后，明朝君权与相权的斗争主要体现是内阁的出现及其变化，明代君权与相权的斗争如宦官专政等对对明朝的发展和灭亡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明朝 君权与相权 斗争 　　综观整个明代，虽有一时由于皇帝个人的昏庸无度造成君权的相对衰落，出现“权相”、“权阉”势力，但却始终没有形成“尾大不掉”之势，究其原因，就是由于皇帝牢牢掌握了行政、军事、司法、监察诸权，故“是以能为乱而不能为变也”，这正是明代专制主义皇权政治充分发展和高度成熟的一个重要表现。也正是由于明代皇权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据了绝对主导和支配地位，同时又缺少了必要的制度性的制约机制，所以导致皇权不断恶性膨胀，在明中叶以后，随着皇帝自律性的不断削弱和政治腐败的不断扩大，明王朝迅速衰落了。 　　一、宦官专政 　　宦官专权是中国封建社会经常发生的现象，但明代的“宦祸”却是空前酷烈的，黄宗羲作过比较，他说：“汉、唐、宋有干与朝政之奄宦，无奉行奄宦之朝政。今之宰相、六部，朝政所自出也，而本章批答先有口传，后有票拟……其他无不皆然，则是宰相、六部为奄宦奉行之员而已”。 　　明太祖朱元璋曾规定极严格的制度以防止宦官干政。但是“有明一代如王、汪、刘、魏，其害固不容言矣，其余诸帝自太宗、仁宗而外，未有不任奄人者。端皇帝见逆消之祸而卒以奄人监军，可叹哉”。[1]看来这是有政治体制的根源的。明代内阁虽系皇帝亲信密勿之属，但在日常政治生活中，内阁与皇帝之间大多要经由宦官系统来实现联系。宦官系统处内府，中设文书房，凡经通政使司、会极门所上本章皆由其分管。“其在外之阁票，在内之搭票，一应旨意、圣谕、御札，俱由文书房落底簿发行”。[16]皇帝下发文书，上呈皇帝文件皆必经宦官参与，这就隐含了内阁联系皇帝与官僚系统的过程遭致阻断的契机。 　　内阁票拟，本章由内监自皇帝处转发内阁。因为票拟之职本质上是“代王言”而非内阁自言，所以要符合皇上处理意旨才能转为批红下发。于是，如果皇帝在本章发阁前巳有成见，则令宦官口传要旨，为内阁规定原则。如果原无定见，亦往往并不与阁臣面议定夺，而是令太监赴阁商议。这就在皇帝倦于政事或者昏庸、冲幼情况下，随时可以造成宦官“口含天宪”、“出纳王命”以挟制内阁的局面。 　　（二）破坏了封建统治结构的内部调节机制 　　在君主专制制度下，君主拥有极大的权力，这个权力似乎是无限制的。然而专制政体本身是阶级利益借以实现的形式。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体选择。皇帝本身也是一定阶级的一分子。作为个人，皇帝随时存在着个人行为偏离乃至背离整个阶级与国家机器运转原则的情形。这样，阶级的统治必须以藉一人来实现，而阶级的整体利益又不愿意被一人破坏甚至毁灭，希望把君主制的权力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于是以辅助一人与制约一人身份出现的宰相制度就是必要的。 　　明代相权不予内阁，而统之于皇帝手中这样的政治体制得以产生并伴随王朝到终结.表明皇帝拥有绝对权力的君主专制制度在明朝已经极化，其结果是这种制度的非理性方面得到了空前放大。它对明朝政治的影响是破坏性的，它推动明王朝加速崩溃。 　　（三）阁权与皇权的斗争对明末政局的影响 　　1.魏忠贤专政及影响 　　天启七年（1527）八月二十二日，明熹宗病死，其弟信王朱由检二十四日继皇帝位，改年号为崇祯。朱由检在继位之前就深知魏忠贤及阉党的罪恶，但是由于客观形式决定，他在继位之后没有马上对其进行清除，而是把精力用在培植自己的力量之上，“上处即位，所以优礼客魏者，一如熹庙，而信邸承奉，尽易以新卸，如内供事”。在有了一定基础后，思宗开始采取实质性措施。九月初三，将客氏谴归私邸。十月，户部员外郎王守履复弹劾崔呈秀，思宗马上传旨：“这所奏崔呈秀恶状明悉，着先行革职为民，追夺诰命，俟会勘定夺。”随即准魏忠贤告病，将其遣出宫去。并将客氏发浣衣局收管，家籍没。随着阉党的清除，内阁重新组建的问题也就突显出来了，皇权和阁权的斗争在此时也初见端倪。 　　所以到崇祯二年三月的时候定的逆案列超臣多达258人，真的有那么多人吗，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剩下来的，在选拔阁臣的方法上，皇帝根本不去过问这些人学问多大、能力多高，他只是想建立一个属于自己能掌控的内阁，所以在阁臣的选拔上，崇祯可谓是费尽了心思，前前后后共50多人参与到内阁中来。 　　2.崇祯朝皇权与阁权斗争及危害 　　皇权和阁权的斗争到崇祯一朝时，可谓是皇权最终占了上风。但是其对明末政局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崇祯朝吸取前朝内阁和阉宦专权的教训，加强了皇权，这对封建专制王朝固然是好的一面，但是要知道，内阁权力的形成一不是一天两天，它经历长时间的锤炼，在各种政治势力中能最后保存下来，可见其生命力的顽强，同时，在明朝中后期，内阁政治已掌控朝廷，内阁的政治生活早己不是当初的皇帝的顾问了，而是对超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