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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重构和外文学个案研究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汉语和英语学界纪伯伦研究的局限和发展，探讨文学史建构对作家个案研究产生的深刻影响，并对文学史重构与外??文学个案研究的关系问题提出两点意见：其一，要打破“东西二分”思维模式，对个案研究采取“问题”视角而非文化界定；其二，要在多维视角建构下的外??文学史视野中进行个案研究。 　　关键词：文学史重构；个案研究；纪伯伦研究 　　 　　文学个案研究与文学史写作是截然不同的两种路子，一种是发掘式研究，一种是建构性研究。前者是一种“微观的、具体的”研究，就好比是制作砖头瓦块；后者则是指个案研究积累到相当程度，需要从微观到宏观，从个别到一般，从材料到理论进行研究，这就好比砖头瓦块积累多了，就动手盖房子。事实上，文学个案研究与文学史写作并非截然分开，而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文学个案研究是建构文学史的基础，不仅如此，文学史本身也会对个案研究产生错综复杂的深刻影响。本文以汉语和英语学界的纪伯伦研究为例，谈一下文学史建构对作家个案研究产生的深刻影响，并由此对文学史重构与外??文学个案研究的关系问题谈两点看法。 　　 　　一、打破“东西二分”思维模式，对个案研究采取“问题”视角而非文化界定 　　 　　在具有理论建构性的全三卷《比较世界文学史纲》一书的“总序”中，作者引进了“民族文学――区域文学――东方文学与西方文学――世界文学”这四个历史性的概念来解释世界文学的发展历程。该书认为：世界文学在经历了民族文学、区域文学和东西方文学这三个发展阶段以后，发展到19世纪，伴随着西方文学与东方文学先后相继的近代化进程，东西方文学两大分野逐渐拉近，一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种融合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此时期东西方文学的两大分野的划分对于理解世界文学史实际上已不再适用。也就是说，东方文学和西方文学是一对历史性的概念，文学上的东西方二分法已经不能适应20世纪以来的世界文学发展。应该说，这一判断是符合世界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的。但无论是在汉语还是英语学界，“东西方二分”观念都影响深远并根深蒂固，这种观念不仅影响了读者对作家作品的理解，而且也影响了作家作品的学术研究，汉语学界和20世纪上半叶英语学界的纪伯伦研究就是明显的例证。 　　??内纪伯伦相关作品的译介非常繁荣，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就已基本上完成了纪伯伦文学的引介过程。但与繁荣的译介局面不相称的是，??内纪伯伦研究相对冷落，虽然纪伯伦是现代阿拉伯作家研究中分量最重的两位作家之一(另一位是马哈福兹)，但相比较其他外??文学“大家”，纪伯伦研究仍然非常欠缺，并呈现出片面性。 　　在中??纪伯伦评介和研究中，数量上占比重最大的是汉译作品集的评介。包括这些作品集的前言(序)、后记等；其次是阿拉伯或东方文学、哲学、文化史著作中涉及的相关章节；最后才是学术性研究文章。在这些评介和研究中，有一个共同的倾向：从??籍和民族身份出发，在东方文学文化的背景中观照纪伯伦，关注纪伯伦文学创作的“东方性”。 　　由于汉译纪伯伦文学的风行，纪伯伦文学作品集中的前言、序和后记等述评性介绍成为汉语界纪伯伦研究的主要构成形式。而这些述评性介绍对纪伯伦东方身份的关注。主要开始于建??以后。早期建??前纪伯伦作品的汉译，多出于译者对纪伯伦作品的个人喜好。例如，刘廷芳译《前驱者》(The Forerunner)是“自印，不发售，出版页上印明共一百本，非卖品”。在1931年版的汉译《先知》“序”中，纪伯伦的东方身份也并非突出的重点，对于纪伯伦的生平和创作，译者冰心先生只是照实简叙。 　　汉语界对纪伯伦东方身份的强调和关注，始于建??以后。在1957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的《先知》“前记”中，纪伯伦文学第一次被放在东方叙利亚文学的框架内探讨。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纪伯伦作品集的汉译本层出不穷，但其中前言和后记中的述评性介绍基本上沿用了这一模式。虽然评介者往往从主题内容上谈及纪伯伦文学超越东西方文化的哲理性和普世性。认为纪伯伦是一位“跨越了东方和西方的诗人”，是一位“世界文化名人”，但总体而言，凸显纪伯伦的民族身份、强调纪伯伦文学与东方语境的关联，是??内纪伯伦述评的主导趋向。另外，对纪伯伦东方身份的关注，也表现在??内的外??文学、文化史对纪伯伦的定位上。 　　??内的外??文学史教材，通常有一套固有的编写体例：在“东方(亚非)文学”和“西方(欧美)文学”二分法的框架下，以??别或地区为线索，分别介绍代表性的作家作品。从1958－1959年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外??文学教研组编写的《外??文学参考资料》，一直到比较通行的朱维之主编的《外??文学史》、1999年郑克鲁主编的《外??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都采用了这样一种编写体例。在这样的编写体例下，纪伯伦理所当然因其现代黎巴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