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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国瑜先生和云南金石档案研究 　　摘要： 方国瑜先生治云南地方史、民族史，历来重视云南金石文物资料的搜集、编纂 和研究，并在少数民族金石档案学领域做出重大贡献。在云南金石档案研究方面，他的独到 见解已自成一家之言，他的治学思想和金石论著已成为云南学术发展和文化建设的宝贵精神 财富。 　　关键词：方国瑜；金石档案；云南 　　中图分类号：K291/297/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08)03-0 092-04 　　 　　方国瑜先生是20世纪云南最杰出的学术大师，被誉为“南中泰斗”、“滇史巨擘”及纳 西族历史、语言、文化之父。作为云南地方史、西南民族史和中国民族史研究的拓荒者和奠 基人，他为后人留下了一笔丰厚的学术文化遗产。在方先生博大精深的研究成果中，对云南 金石档案的研究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方面的研究是割裂式的，恰恰相 反，关于金石档案的研究成果与方先生在其他领域的成就是紧密相连的，它们共同构筑起方 先生学术体系的框架。本文仅就方先生对云南金石档案研究的重大贡献略加评述，以求教于 专家学者。 　　 　　一 　　 　　清代以来，云南金石档案研究呈现出活跃之势，既引起国内学者的访求和考证，也促使 本省关心地方文物者的深入探讨和钻研，如赵藩、陈荣昌、袁嘉谷等人都题过不少碑跋。但 在省内学者中，能实地考察并进行长期艰苦的调查工作，从科学的角度对云南金石档案进行 搜集、整理和研究的，首先要数方国瑜先生。 　　方国瑜先生不仅重视文献档案的搜集、整理，同时也重视收集文物档案的研究成果。他 认为云南地处我国西南边疆，历来不受封建士大夫的重视，在旧的文献著述中只限于“蛮夷 之邦”等肤浅认识，所以对它的历史研究仅靠文献资料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重视金石档案的 研究。云南的金石档案从宋代开始就有记载，宋人的金石学著作中曾收入来自云南的铜洗和 关于益州太守的碑刻，元、明以来的地理志书在古迹、冢墓及山川诸目中，也略有记载，或 于《艺文志》中载录碑版文字，如明嘉靖年间周弘祖的《古今书刻》录有《云南碑目》。清 代金石学更为发达，著录的云南碑刻和古铜器大量增加。当时国内知名的金石考据学家、名 书家宦游云南，很重视云南的金石档案。 道光时阮元任云贵总督，考释过云南碑 刻，他主编的道光《云南通志#8226;艺文志》以“金石”为副编二卷，开创了云南省志著录金石 档案的体例。其子阮福留心收集碑刻和有铭文的古器物，汇编为《滇南古金石录》一书，可 算是云南金石档案有专书之始。李根源先生所得云南碑刻拓片最多，合以见于记载者，编成 《云南金石目略初稿》（1935年排印），又作《续稿》（未付印），自汉至宋，除超出道光 《云南通志》金石目以外，还增补元、明、清时期碑刻及器物达2300余种，为云南金石目录 最富之书。但以上这些著作多注重金石文字的著录。方国瑜先生在前人的基础上，更有增补 ，于1940年间编纂《云南金石考》，搜录前人题跋，并逐件自撰跋文，编成前期5卷、中期 6卷、后期元代4卷、明清两代5卷，共计20卷，收入《新纂云南通志#8226;金石考》（卷八 十一至一百），所收金石文物资料较前人著述更为详备。 　　方国瑜先生于1938年底进入云南省通志馆工作，参与《新纂云南通志》的纂修和审订工 作，为全书的编纂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撰文的《金石考》子目打破《金石》列于《艺 文》的传统，将其独立为一门，并且一反前人厚古薄今的研究态度，在不遗漏远古金石档案 的前提下，着重充实了明清两代的碑刻，突出体现了这部巨著既囊括旧志的精华，又在内容 和体例上大胆创新的特点。这一编纂思想从方先生的一段书评中可以看出来，他对李根源《 云南金石目略初稿》一书评价道：“前人所作金石书录，以古为贵而贱后代，此好古之偏见 也。李先生《景邃堂题跋》卷二《跋大理崇圣寺碑》，讥王昶、钱大昕、阮元诸人鄙视元、 明碑刻之失，乃说：‘金石之学，非所以供爱玩，将补史志之缺，如以元以来碑不足道，则 元以来史不足讲乎！’此卓识之论。所编《云南金石目略》，著录元明清石刻及器物至二千 三百种，有见地之作也。”〔1〕(P3) 　　《金石考》共20卷，总计约70余万字，大部分是用方先生收集的资料编成。较全面、系 统地收录了云南地区自汉代到清末遗存及著录的碑刻、铜器及铜鼓图案铭文、钱币、铁器及 其题刻、玺印、砖瓦图纹及铭文、陶器文、摩崖石刻、钟鼎款识、古石幢、墓志铭等各类古 代文物数千件，其中金石碑刻2599种，自汉迄清云南的主要金石档案已基本俱备。不仅广为 搜采，而且详加考证，训释间有断烂残缺者，亦照原文列入，以供参考。云南石刻居多，金 鼎较少，铜鼓塔铭、摩崖造像之类于史事有关者，均被补入。 对特别重要的文物，每一件都影印图像、备录文字、广收题跋； 较次要的文物，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