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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学1895-1995: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读书报告
《中国大学1895-1995: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读书报告
作者简介、内容概要;
《中国大学1895-1995: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是加拿大比较教育学家、国际著名的教育专家、中国教育研究专家许美德研究中国现代大学的一部力作。许美德长期致力于中国文化和加拿大文化教育的交流,考察了遍布中国六个大地区的一百所大学,搜集口述资料和其它历史资料,最终写成此书。该书英文版于1996年出版,未满三年即告售罄,且在比较教育领域受到中西方学者的一致好评,英国比较教育学家爱德蒙.金称“比较教育界的学者们通过阅读此书可得到双重收获,因美德的学术心路历程传承了她所师从的老一辈比较教育家的学术奠基,加之她自己的学术建树将给予人们很大的启迪。”二、本书在表达(如用一问一答的形式)、处理等方面的特别之处;
《中国大学》一书的独到之处有如下两方面:首先,许美德尝试超越西方比较教育界研究中的科学主义范式以及批判主义范式,从解释主义的范式出发,借助韦伯的“寻求解释性理解”视角,以及“理想型”的分析工具,对中国大学百年史进行研究;其次,许美德将分析的着力点集中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两极(高度集权的官僚高等学府和科举考试,以及相对进步和灵活的书院式高等教育机构)与源自国外的各种文化模式(资本主义国家的高等教育模式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模式)之间的冲突和融合,对中国大学形成、发展和演变的影响。因此,本文对许美德论著的评介将主要围绕这两方面展开。3、书中叫人深刻难忘的部分;
从全书来看,内容分为三个板块:清末、民国和社会主义时期。在这三个时期中,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既要面对政治、经济等社会因素大变动的影响。同时,在国际因素的影响下,也在不断的探索着自己的道路。这条道路,包含了中国传统的官方正统思想,包含了近代以来从日本、德国、法国、美国传入的西方高等教育思想,也包含了特殊历史条件下诞生的,实践与理论结合的革命实践思想。而到了1949年以后,最突出的则是苏联和中国正统官方思想的结合,以及之后在文革中抬头的民粹主义思想。可以说,直至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高等教育的探索之路仍然没有中断。
1991年9月苏联意外地解体也促使许美德对长期以来支配比较教育研究的政治经济学框架——包括马克思主义、机能主义以及社会现象学等——进行深入的反思。许美德开始清楚地意识到“我们应当将注意力放在理解世界不同文明的内在价值体系上,考察它们如何影响现实中各类教育实践与制度”,因此在塞缪尔·亨廷顿出版《文明的冲突》一书之前的一两年,许美德便开始从“文明之间的对话”这一视角出发探索“研究全球教育关系的新途径”,反思自己在对中国大学进行研究时的研究者身份和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颁布了一个重要的政策性文件——《高教十六条》。要求提高高校教学内容的学术水平,限制劳动时间,文件指出:决不能恢复模仿苏联时期过于狭窄的专业设置和教科书,研究工作也要受到重视。
从文件中似乎可以看出,像民国时期一样,大学像是要向新的国际化方向迈进了,但事实却并没有那么乐观:从教育系统不顾一切的完全融入大社会中,目的却是为了与苏联的知识专门化针锋相对到当时的中国人民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因为作为当初学习苏联的中心而被中央点名批评中,可以明显的看出政治形势对高等教育的影响。如果说这种影响注定限制高等教育未来的发展的话,那么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则是将这一切破坏殆尽。4、作者在书中传递的讯息;
《中国大学1895-1995: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使我们注意到,虽然中国大学是在借鉴西方大学组织的基础上产生的,但是中国大学组织并不是欧美大学的翻版,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因素对中国大学的发展,具有不容忽视之作用。文化观念就像马克斯.韦伯所言的“扳道工”——“直接决定人们行为的是(物质和观念)利益,而非观念。但是,观念所创造的世界观往往向扳道工规定着利益驱动行为前进的轨道”[29]。因此在对中国大学进行研究时,不仅要考虑外在的国际教育社会发展趋势以及国内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还要注重理解文化因素对中国现代大学的形塑作用。5、个人最喜爱的部分;
许美德在《中国大学》开篇中指出其研究是一部史话,而非历史,研究的着力点主要集中于更广阔的主题和概念研究——呈现文化模式对于中国大学发展的影响[37],但是文化观念所赋予的意义必须落实在具体的行动者,文化观念如何转化为个体行动有待我们进一步分析。在中国高等教育的百年变迁中,参与现代大学建构的诸多行动者是有能动性的个体,并非文化模式的被动接受者。因此,行动者选择哪种文化模式、多大程度上接受、修正或延续某种文化模式,最终将文化观念转化为个体行为,受到社会政治、个体经验、认知观念、个人需要等因素的影响。对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文化观念与行动者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一些研究者已经在这方面加以用力,譬如李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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