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飘萍和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docVIP

邵飘萍和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 　　今年是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九十周年，特发表此文，以为纪念。 　　――编者 　　 　　邵飘萍是我国民主革命时期文化战线上的勇猛战士、杰出的新闻工作者、新闻学者和新闻教育工作者。他以报纸和通讯社为武器，宣传真理，抨击邪恶，锐意改革，并用鲜血染红了言论、新闻、出版自由的理想，最后因言论“获罪”牺牲在北洋军阀的屠刀之下，为新闻事业贡献了宝贵生命。在舆论界他享有“飘萍一支笔，抵过千万军”的盛誉；他所著的《新闻学总论》和《实际应用新闻学》等，是我国最早的一批新闻理论著作。然而，有些研究者却忽略了他的一个重要贡献：倡议并参与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创办和研究活动，成为中国新闻教育的拓荒者之一；而有些研究者则对此大书特书，抬高了他在研究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在纪念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成立九十周年之际，我们很有必要认真细致地厘清邵飘萍与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关系。 　　 　　邵飘萍的北大缘 　　 　　邵飘萍，浙江东阳人，1886年10月11日，出生于金华。青少年时期就已早慧闻名于乡里，12岁考中秀才。1902年入浙江高等学校，1905年毕业后到金华中学任教。同时，他被聘为《申报》通讯员，为《申报》写金华通讯，开始和新闻事业有了不解之缘。1912年，他重返杭州与杭辛斋合作办报，任《汉民日报》主编，开始了自己的办报生涯。因反对袁世凯，3次被捕入狱。1915年底回国，应邀为上海各大报纸撰写评论。1916年春，邵飘萍被《申报》聘为驻北京特派员，为《申报》撰写“北京特别通讯”。邵飘萍于是前往北京，从此置身于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洪流之中。 　　当时的北京大学是全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蔡元培被聘为北京大学校长后，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北大由此成为全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因此，北京大学自然成为邵飘萍关注和报道的对象，这样他就与北大产生了不可割舍的情缘。 　　邵飘萍与北大的情缘首先来自他与蔡元培的私人情谊。1916年冬，英法两国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本国劳力严重不足，向中国招募华工，充当劳力。邵飘萍与蔡元培就因讨论这一“华工问题”而相识，晤谈欢愉，并“极钦服其为人”。另外，与李大钊的交谊增进了他与北大的感情。邵飘萍侨居日本期间，结识了章士钊。1917年1月，章士钊回国后创办了《甲寅》日刊，邵飘萍经常撰稿发表。由于两人情投意合，章士钊对他非常赏识器重，后因有事回湖南半年，其间他委托邵飘萍代管《甲寅》日刊。此期间，李大钊出任《甲寅》日刊编辑，并利用邵氏托管之际，发表了一系列抨击旧思想、宣传新文化的文章，从而开始建立起两人间的友谊。正由于他与蔡元培、李大钊的友谊，邵飘萍与北京大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他逐渐融入北大这个群星璀璨的新文化群体，热情支持国民杂志社、新潮社、新闻学研究会等北大社团组织，为新文化运动摇旗呐喊。 　　 　　倡议、促成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成立 　　 　　关于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成立，笔者并不赞同罗章龙的说法：1918年春，罗章龙、谭鸣谦等向徐宝璜和向他们约稿的《京报》社长邵飘萍提议设立新闻研究社团；于是邵飘萍立即写信给蔡元培，倡议设立新闻学研究会。①因为，1918年春，邵飘萍并没有创办《京报》。其创办时间为1918年10月5日。这就不存在社长约稿一说了。另外，1918年9月，罗章龙才从湖南长沙来到北京，考入北大德文预科班，他在此前根本不认识邵飘萍。笔者否认罗章龙的说法，并不是要否认当时邵飘萍在新闻学研究会成立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其倡议、促成之功不可没。 　　1918年11月3日，该会新聘导师邵飘萍先生在给会员们的第一次演讲开场白中，主动谈及这一点。“本年之冬，窃以我国新闻事业之不振，良由新闻界人才缺乏之故，不揣冒昧，特致书蔡校长，陈本校应设新闻研究一门，造就人才，为将来之新闻界谋发展。蔡校长答书，多承奖饰。本校新闻研究之课程，自是自有添设之望，不禁狂喜。”②从邵飘萍的言语中，他对该会的成立有倡议之功。而且他后来经常为此而津津乐道。1919年4月，他为徐宝璜的《新闻学》撰序时写道：“去年之春，蔡校长有增设新闻演讲会之计划，余乃致书以促其成。比得蔡先生覆书，极承奖假。斯会遂于暑假以后成立，请教授徐伯轩先生主任其事。”③1924年3月，他在撰写的文章《我国新闻学进步之趋势》中，再次写道：“至民国九年，蔡孑民先生方长北京大学，愚与徐伯轩君(编有新闻学一册)合商之于蔡校长，于是北京大学始创设新闻学会。”这些记载充分说明邵飘萍在该会的成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份功劳也得到了同为当事人徐宝璜的认可，“吾国新闻教育滥觞于民国七年北大所设立之新闻学研究会。飘萍先生于此会之设亦与有力。因蔡孑民校长与余初虽亦拟议及此，但无具体计划；及飘萍先生来函催促，始聘余为斯会主任，并请飘萍先生及余分任讲演”④。 　　 　　出任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