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献与古典学重建-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复旦大学.DOC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論文 鏈接：/SrcShow.asp?Src_ID=2328 PAGE 收稿日期：2014年9月1日 發佈日期：2014年9月9日 頁碼： PAGE 38/ NUMPAGES 38 出土文献与古典学重建 裘锡圭 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 我们根据学术界已有的认识和研究成果，简单谈谈出土文献与古典学重建的关系。对所据资料和研究成果的出处，恕不一一注明。 先对“古典学”作一些解释。 我国学术界使用“古典学”这个词，是借鉴了西方学术界的“古典研究”的。古典研究指对于作为西方文明源头的古希腊、罗马文明的研究。古典研究以古希腊语、古拉丁语的研究和希腊、罗马时代典籍的整理、研究为基础，涵盖了对希腊、罗马时代各个方面，诸如哲学、文学、艺术、科技、历史等的研究。 我们认为中国的“古典学”，应该指对于作为中华文明源头的先秦典籍（或许还应加上与先秦典籍关系特别密切的一些汉代的书，如《史记》先秦部分、《淮南子》、《说苑》、《新序》、《黄帝内经》、《九章算术》等）的整理和研究，似乎也未尝不可以把“古典学”的“古典”就按字面理解为“上古的典籍”。我们的古典学的涵盖面不必如西方的古典研究那样广。这是由先秦时代的语言和历史跟我们的关系所决定的。 我们今天使用的汉语、汉字，跟先秦时代的汉语、汉字之间，我们的现代历史跟先秦时代的历史之间，存在着不间断的传承关系。而古希腊、罗马的语言和历史，对绝大部分从事古典研究的人来说，却是异民族的古代语言和古代历史，跟他们今天使用的语言和他们的现代历史并无直接的传承关系。 所以，虽然先秦时代的汉语、汉字，跟今天使用的汉语、汉字很不一样，却没有必要把先秦时代汉语、汉字的研究，从汉语言文字学里分割出来，纳入古典学的范围。同样，也没有必要把对先秦时代各个方面的研究都从相关学科里分割出来，纳入古典学的范围。 对先秦典籍的整理、研究应该包含以下内容：搜集、复原（对在流传过程中有残缺的或本身已经亡佚、只在其他古书中有引文的书以及新发现的散乱的书尽量加以复原）、著录、校勘、注释解读以及对古书的真伪、年代、作者、编者、产生地域、资料的来源和价值、体例和源流（包括单篇的流传、演变，成部的书的形成过程和流传、演变等情况）的研究。为了做好这些工作，必须对典籍的实质性内容有较透彻的理解。即以校勘而论，对异文的去取就往往不能只停留在语言文字层面上去考虑，更不用说注释解读等工作了。所以一位好的古典学者，不但要有文献学和文字、音韵、训诂等语言文字学方面的良好基础，还要对那些跟所整理、研究的典籍的实质性内容有关的学科有较深的了解。我们在前面指出，中国的古典学不必将有关学科中关于先秦的研究全都纳入其范围。但是应该看到，这些学科跟古典学有密切关系，而且古典学的研究领域，跟这些学科是会有重叠之处的。有不少问题需要古典学者跟这些学科的学者共同来研究。 在西方的古典研究中，抄写时代距原著较近的古抄本和已无传本的古希腊罗马时代典籍的发现，往往能有力地推动研究的进展。在我国，先秦典籍的古抄本（包括有传本的和无传本的，后者即所谓“佚书”），通常见于出土文献之中。 “出土文献”指出自古墓葬、古遗址等处的古文献资料。除了从地下发掘出来的古文献，后人发现的古人遗留在地上的古文献，如西汉前期在孔子故宅墙壁里发现的古文经书，又如上世纪初在敦煌莫高窟一个早已封闭的藏经洞里发现的大量唐代及其前后的写卷，也都是出土文献。 出土文献中的有传本的先秦典籍的抄本，其时代往往要早于传世刻本千年以上，如战国和西汉墓葬所出抄本。它们在校正文本、研究典籍的真伪、年代和源流等方面，具有巨大价值。出土文献中有大量久已亡佚的先秦典籍（包括尚有传本的典籍的亡佚部分）的抄本。通过它们，我们可以对先秦典籍以及先秦时代其他很多方面有更全面、更深入的了解。这对整理研究先秦典籍当然是很有用的。由于上古著作的一个特点，即内容相同或相似的篇章、段落或文句，往往出现在两种或多种不同的著作里，这些佚书的抄本对传世典籍往往能起与它们本身的古抄本相类的作用，有时还能用来研究有关传世典籍的资料来源和形成过程。 即使是出土文献中非典籍的各种先秦文字资料，由于能提供当时的语言文字以及其他方面的信息，对古典学的研究也是很有用的。尤其是那些内容丰富的品种，如商代后期的甲骨卜辞、西周时代的青铜器铭文等，更是如此。例如：王国维根据甲骨卜辞中关于殷王先人王亥的资料，阐明了《山海经》和《楚辞·天问》中讲到王亥（《天问》作“该”）的内容，证明这种“谬悠缘饰之书”，“其所言古事亦有一部分之确实性”。通过西周青铜器铭文与今传《尚书·周书》和《逸周书》诸篇在语言文字上的对照，可以看出哪些篇是可信的，哪些篇是后来的拟作或伪作；还可以解决那些真《书》解读上的不少问题。 由于时代接近，秦汉时代的出土文献，即使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