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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境民族心理文化特征和社会稳定实证研究 　　[摘要]边境社会稳定与边境民族心理、文化特征紧密联系。问卷调查显示，在直接与越南北部接壤的滇越边境民族地区，当国家所实施的边境政策能够比较充分地满足边境民族的物质需求抑或文化诉求时，滇越边境民族的国家认同和族群认同意识都会得到逐渐增强。滇越边民基于国家惠边政策所培养起来的双重心理，往往通过其极具鲜明族群文化特征的群体生活行为充分表现出来，激励着滇越边民积极参与和创建有序边境社会秩序。 　　[关键词]民族心理；文化特征；社会稳定 　　[作者]谷家荣，云南师范大学哲学与政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民族学博士后；陈晨，云南师范大学哲学与政法学院社会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昆明，650500 　　[中图分类号]C9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4）06-0067-007 　　一、问题与方法 　　边境民族地区不稳定因素的存在极易引发形式多样的矛盾冲突，对民族国家稳定有序的边疆社会形态会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通常来讲，边境民族在地域空间上距离国家中央政权组织比较遥远，边境民族的社会文化特征与国家主流文化存在一定差距，边民容易产生心理疏离感。民族认同和共同体源自同一个地方的共同居住，部分是基于以特殊方式理解特殊地方的认同。现有的民族认同有赖于人类生物本性之间关系的性质，其中的生物性既包括种族和血缘的，也包括土壤和国土的。民族认同是特定形式的集体认同。在滇越边境，滇越边民的民族认同意识和国家认同意识常处于一种左右“摇摆”的状态。如果国家在制定边境政策过程中对边民的多样性文化认识不充分，所实施的边境政策不能有效体现和满足边民的物质利益或文化诉求，那么边民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意识就很难得到整合，容易引发直接影响国家边疆安全和整体社会利益的群体性事件。我们在建构社会时，每一种认同建构的过程都会导致一个不同的结果。合法性的认同往往会产生一套完整的组织制度以及被结构化和组织化的社会行动者，它们社会实践中会再生产出合理化的结构来支配群体认同的社会形态。本文从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以下简称“文山州”）、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以下简称“红河州”）直接与越南接壤的边境县抽取调查对象，基于问卷调查数据，从边境民族心理、文化特征与社会稳定三方面开展实证研究，借以识探滇越边境民族地区创建和维持有序社会秩序的深层文化基础。 　　从社会学问卷调查研究的理论意义上讲，问卷调查研究过程中，如果抽取的样本量越接近观察总体，则在进行假设检验研究时所产生的误差就越小，所得出的结论也就越准确，但实际调查过程中，人们往往受多种资源条件的约束，因而不可能获取足够大的样本量。就本项研究而言，为了尽可能地满足样本的代表性，课题组分别在滇越边境地区的云南文山州富宁、麻栗坡、马关以及红河州河口、金平、绿春和元阳7个边境县，选择了苗族、傣族、彝族、壮族等10个民族作为调查研究对象，通过整群抽样方法原则，从中抽取395个受访者，通过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的形式进行实证研究。所调查的地西北、翻坡、红岩村、金厂、金水河、联防村、龙凤村等20多个村寨，都是跨境民族分布较为集中的地方，跨国流动到越南是当地边民较为普遍的生活现象。问卷统计显示，在所有抽取的样本对象中，苗族、傣族、哈尼族、汉族、拉祜族、苗族、瑶族、彝族及壮族的人数比例分别为11.6%、6.1%、0.8%、9.1%、4.3%、13.4%、32.9%、7.3%和11.4%。其中，人数最多的民族是瑶族，占到总人数的32.9%。此外，本次调查的395位受访者，其性别、年龄和职业结构都呈相对理想的正态分布状态，有利于有效开展假设检验研究。从性别结构上看，男性和女性分别为72.2%、27.8%的比例，男性人数差不多是女性人数的2.6倍；从年龄构成上看，被调查者年龄大多在20岁-40岁之间，差不多达到80%的比例。被访人群中，年龄最大的83岁，最小的14岁，年龄极差值达到69岁，平均年龄35.75岁。从职业构成上看，有职业记录的人数为385人，其中，从事农业的人最多，共有172人，占总人数的43.5%；其次是干部群体，共有147人，占总人数的37.2%；人数最少的是企业职工和宗教人士，这两类人群只占总人数的1%左右。 　　本研究将受访者主要分为村民和干部两种类型来进行问卷调查。第一类是普通村民问卷调查。主要根据村落聚居、民族构成、人口规模等方面的情况，采取分层随机抽样法，先优选出20多个自然村，然后再以民族构成比例发放问卷。在进行具体问卷调查时，课题组成员根据实际情况作灵活处理。如：考虑到边境民族的文化水平普遍偏低（个别人甚至无法用汉语交流）的情况，调查组成员先在每个村里优选出5位村民进行问卷调查培训，然后再通过他们的协助来克服调查过程中的语言障碍。问卷统计显示，受访对象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