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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对抗性情绪偏移和政府形象构建 　　网络已经在公民的社会生活中承担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互联网营造出的虚拟公共空间中，政府部门的形象往往也影响着真实生活中公民对其形象的认知和其工作的认同程度。然而，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中往往存在着这一类现象，即对于政府部门的工作，对相关政令的发布，网民通常存在着自身的看法，这种看法和政府工作、政令发布的出发点却往往背道而驰，这种看法甚至形成了一股网络情绪，这种情绪对执政者的行为的读解经常形成一种对抗性的偏移，有损执政者的公众形象、阻碍政策执行效率甚至反过来可以推动这种对抗性偏移导致的不良社会情绪滋长。因此，通过对具体案例的分析，弄清这种对抗性的网络情绪所带来的偏移现象，对执政者政府形象的构建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 　　一、网络情绪对抗性偏移的类别 　　1.完全对立式偏移。 　　2015年年初，深圳警察吃娃娃鱼打记者事件掀起了大规模的舆论风暴。在事件曝光初期，面对网民的指责，深圳公安在事件调查声明中表示，当天饭局在非工作时间进行，饭局由退休官员个人买单，娃娃鱼也是人工养殖的食材，在说明饭局情况的同时也就警察打记者的行为道歉，并表示将尽快处理相关责任人。然而，深圳公安的这份并非全无依据且主动认错的声明却并没有得到网民的信任，大量网民质疑饭局是公款吃喝，并“发散性”地认为背后有更大的贪腐行为。网民的解读与官方表达的信息呈现出完全对立状态，不仅为舆情的平息造成了巨大的障碍，也极大地损伤了公安队伍在舆论场中的形象。 　　2.负面次生式偏移。 　　2015年1月，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教育部学习贯彻《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精神座谈会上表示“决不能让西方价值观的教材进课堂”。该观点被媒体报道后引发网民关于价值观的大讨论，网络负面情绪异常严重，甚至袁贵仁之子经营、印刷教材也作为网络质疑抱怨的相关材料，网络情绪进一步的向负面挥发偏移。同样，在上海跨年夜火灾事件中，网络情绪也出现了同样的偏移，相关官员在火灾现场附近豪华餐厅聚餐也被当做猛料挖出，进而成为网民质疑上海警方工作不力，背后存在贪腐的“证据”。这两起事件中，网络情绪将舆情挥发到了脱离事件本身的方面，甚至产生了次生舆情。 　　3.勾沉关联式偏移。 　　同样是2015年年初，四川和湖北的两道政令也引发了舆论场的一片“声讨”。为了防治雾霾，四川省通告居民禁止熏制腊肉，而湖北省则禁止焚烧秸秆。然而，这两道出发点本意为环保的政令却得到了舆论场的一致批判。网民在认为熏制腊肉和焚烧秸秆和雾霾的逐步严重并无关系之外，舆情甚至转向了两省近年来逐步严重的环境问题，甚至还有波及到了政府近年来发布的相似政令，这种关联到其他领域的网络情绪偏移也导致了和事件本身并无直接联系的部门的形象损伤。 　　4.理论延伸式偏移。 　　2014年10月，网络作家周小平、花千芳受到国家领导人点名、握手，受到热情鼓励。主流媒体对周小平的评价是具有互联网思维、社会责任感、传播正能量，然而在接见后，随即即有人批评周小平“作秀”，而周小平的支持者则回击说这是嫉妒。网络分成“倒周”和“保周”两派进行观点大战。周小平的理论作为主流舆论的意见代表也被网络全部扒出，最终转移到了理论上的争论。偏移了周小平受到国家领导人接见事件本身。 　　5.内外对比式偏移。 　　互联网中还有一类网络情绪的对抗性偏移，这类偏移针对国内外共同存在的社会现象或问题而存在，经常出现“贬中扬外”的情况。例如，针对国内屡次出现的暴力拆迁，网络舆论中往往会拿英国老太太拒绝搬家导致某社会工程无法进行、美国某人不愿意搬迁而导致道路工程绕行几十公里的案例作为对比，网络负面情绪则在这种内外对比的差异中开始发酵，对政府公众形象造成不利影响。 　　二、网络情绪对抗性偏移产生的原因 　　1.情绪沟通缺位。 　　政府部门在政令发布、组织宣传时，容易忽略具体发布实施后可能带来的网络情绪的走向。因此，在政令发布后，网络的反应往往和发布的初衷背道而驰。在湖北、四川两省防霾政令的发布初衷本意为改善环境，如若真的熏制腊肉和焚烧秸秆对空气质量确实有可见程度的污染，相关部门完全可以直接将两者之间有根据的关联作为引导网络情绪的手段直接呈现在公众眼前，从而减少网络情绪的关联式偏移。这种情绪沟通的缺位是产生网络情绪负面偏移的一个重要原因。 　　2.对话意识欠缺。 　　不可否认的是，由于思考的角度和所处的立场不同，公众的意见有时也会对某些有益政令的执行造成障碍。然而，这种可能存在的障碍却不能成为对话缺位的借口。官方在发布某些政令或政策时，方式过于直接，这种“告知性”的公布方式在发布政令，特别是某些容易为公众所误解的政令时，极易引发网民的反感。因此，这种平等对话意识的欠缺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网络情绪的负面偏移。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