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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生活和本土经验 　　民歌是民间歌曲的简称，属于民族音乐中的民间音乐文化范畴，其创作者主要是广大劳动人民，是在世代传承的过程中集体创作和修润的，并直接反映人们的生活和思想情感。区域性是民歌的一大特点，与人文地理环境密切相关。每一首民歌都有其创作、传唱的人文地理背景。在民歌教育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更应注意保持民歌的地域人文特点，关注民歌原生态记忆所呈现的自我，注重地方民歌生活化，并在我们的教育中强化这种体验的“自在”性，进一步丰富民歌的本土经验，这对更好地传承发扬我国民歌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在各种因素中，本土的人文地理因素对民歌起着最基本的影响作用，甚至综合影响到民歌的体裁、风格、流传及分布。下面我们以山西民歌为例，对其地域人文特点加以分析。 　　山西素有民歌的海洋之称。山西民歌有着悠久的历史，《击壤歌》《康衢童谣》相传都是尧时的民歌、童谣。《南风歌》相传是舜时歌唱运城和盐池人民生活关系的民歌。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的《唐风》和《魏风》，大都是产生在山西地区的古老民歌。这些民歌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内容非常广泛。古代劳动人民用民歌来歌咏他们的生活，抒发他们的感情，而且通过民歌抨击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表达他们对压迫的反抗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编唱民歌已成为劳动人民抒发自己思想感情，寄托自己喜怒哀乐的重要手段，是他们文化活动的主要形式，也是他们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这些民歌题材广泛，内容深刻，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不同角度并以不同的方式，形象生动地再现了人民的真实生活，反映了他们的心理、感情、意志和愿望。这些民间生动的声音记忆所呈现的民歌传达的独特性信息，展示了山西本土经验中相关的自我诉求及其意义。 　　地处黄土高原的山西有其独特的地域与文化特点，除少数平川地区外，山西大部分地区是十年九旱的贫瘠山区。这里山川沟壑纵横，交通不便，劳动人民在极为艰难的生存条件下，披星戴月，终年辛勤劳动，但生活依然极为贫苦。当时为生活所迫，晋西北一带农民不得不背井离乡，哭别亲人到口外（内蒙河套一带）去谋生。在那里或揽长工、打短工，或挖煤、扳船，以求挣得几个工钱养活全家：“万般出于无其奈，扔下亲人走口外。”他们春去秋归，年年如此，有的则数年不归，家中留下妻儿老小无依无靠：“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挑苦菜。”民歌《走西口》就是表现一对新婚夫妇，为生活所迫，丈夫决定到口外去谋生时，妻子依依惜别的动人故事。《走西口》曲调委婉动人，歌词朴素简洁，蕴含着亲人分别时依依不舍的动人情感。“生活”所孕育的“记忆”，既有历史的片断，又结合了自我实现的意向性，这些山西民歌的风格自然平淡，勾勒了山西原生态下的客体世界对“山西性”的表述。这类民歌深刻地唱出了农民的苦难和辛酸，还有那不能被苦难生活所淹没的爱情、友情与亲情。因而这些民歌，不但为河曲人民所喜爱，而且也广泛流行全省，并在全国亦有影响。可见，一个时代的民歌价值包含着地域性的文化资源配置，保持着民族灵魂的跃动不衰。 　　情歌和有关婚姻题材的歌曲，在山西各地的民歌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在这种题材的民歌中，“感情”的评论是非常准确的，歌者以“情感生活化”的角度进行创作，这种创作没有今天的“时尚情歌”的“模糊”与“暧昧”，它恰恰强化了山西地域性的心理同构于日常性的生活状态，传达着关于自然人性与感情的直接感受。这些民歌反映了劳动人民追求自由、幸福的美好愿望，表现了他们对封建礼教以及不合理婚姻制度的愤懑和反抗。 　　在封建社会，由于妇女受着“四权”（政权、神权、族权、夫权）的束缚和压迫，她们所遭受的痛苦尤为深重，她们或者因买卖婚姻而被父母包办：“我妈妈我大大爱银钱，把我卖在阎王殿”，或者因受媒婆欺骗而堕入火坑：“小奴家今年一十七，你老汉今年六十一；我的娘上了媒人的当，金花花插在你家朽木上。”当她们不得不服从那强迫的婚姻后，便只好忍着“长年止不住泪蛋蛋流”的痛苦而抱恨终身。有的则“千盘万算没活头，凉凉扑在黄河（里）头”，以死表示她们对强迫婚姻的反抗。这些民歌，正是她们对封建礼教和不合理婚姻制度的血泪控诉。即使生存环境再辛苦，她们追求自由、幸福与爱情的愿望却从未停止。如左权民歌《有了心思慢慢来》：（男）樱桃好吃树难栽，有那些心思口难开。（女）山丹丹开花背洼洼开，有了心思慢慢来。（男）青石板开花光溜溜，俺要比你没一头。（女）谷地里带高粱不一般高，人里头挑人就数你好！（男）沙地里栽葱扎不下根，因为俺家穷不敢吭。（女）烟锅锅点灯一点点明，小酒盅量米不嫌你穷。从这些民歌中，我们可以看到劳动人民朴素纯真爱情的自然流露以及自我不断探寻生命意义的体会和感悟。民歌的创作者和实践者对置身其中的生活世界的体验，具有更多“生活”的特性，在生活化、日常性的场景中，歌者的情感诉说散漫四溢，“速写”与“细描”，心绪与联想，景象与心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