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程序法治和行政管理正义.docVIP

论程序法治和行政管理正义 　　一、行政管理正义与行政管理程序 　　正义是政治文明与法律制度的最高理想和共遵价值理念，是判断一种法律制度是否具有正当根据的价值标准，“正义的许多原则――各得其所，黄金规则，绝对命令，公平原则，宽容要求，以及其他等等，被认为超越了一切历史经验”。作为以行政管理负担分配为规制对象的行政管理法律法规，必须遵从正义理念而为正义之法。在现代法治国家，行政管理仅当符合宪法价值秩序下的正义要求时，才具有正当化基础。因此，行政管理正义是宪法层面基本原则，为行政管理法律法规的核心价值和最高精神，行政管理文明应奉正义为圭臬。 　　由于观察角度和范围的不同，行政管理正义的内涵和要求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例如，在工商行政许可方面，“就行政管理正义言，应给予经营主题有效的主观权利保护，并实现许可之客观合法性以及许可平等，以维护公共利益。”“在法治国家中，国家须先在宪法上决定其正义衡量准则；并在正义之基础上决定社会秩序之衡量基准”。在行政管理实体法方面，行政管理公平乃行政管理正义的首要内容，依公平公正的量能原则系行政管理正义对所得税的基本要求，以社会目的为主的行政管理，行政管理正义更为关注需求原则。而行政管理正义尤其表现为行政管理法律法规基本原则的建制，因为正义的行政管理法律法规必须以各项原理或原则为前提；实质的正义不仅要求单纯的各项原则，更要求合乎事理的各项原则；合乎事理的各项原则，必须前后一致地加以适用。 　　笔者认为，从概念分析的角度来看，行政管理正义的内涵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在确定行政管理的行政管理许可问题，行政管理正义表现为对公平公正、及时便民等实体正义的追求。二是在工商行政执法程序问题上，平等对待、程序理性、公开透明、人格尊严等行政管理正当程序要求是行政管理执法和司法的基本准则，以促进和保障程序正义的实现。但是，“正义只有通过良好的法律才能实现”，宪政国家法律的重要基本理念即在于对行政正义的维护，崇尚法治、保障人权、实行民主是整个行政管理法律的天职，这些宪政理念集中表达了人类对法治化的行政管理文明的渴求。法律在实现上述诸多行政管理正义的要求中，其基本机制是通过程序来实现的。“自由的历史基本上是奉行程序保障的历史”。 　　 　　二、程序正义论 　　思想渊源在西方的法律传统中，程序问题尤其在英美法系国家被视为法律的“中心”。程序在那里是保护公民权利的有力武器，人们相信“正义先于真实”、“程序先于权利”。这些有关法律程序的要求集中表现为英国的“自然正义”思想和美国宪法所确立的“正当程序”原则。前者的核心要求是：任何人均不得担任自己的诉讼案件的法官，法官在制作裁判时应听取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后者体现在美国宪法修正案第5条、第14条的规定，联邦和州“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并且，有关正当法律程序的要求也从最初的诉讼程序，逐渐扩展到行政领域，成为法律程序的一项基本价值目标。而发端于1970年的“正当程序革命”（其间有所反复），更是将宪法规定的程序性正当程序的适用由传统的普通法上的“权利”扩大至由政府通过制定法给予公民 或企业的“特权”，如从政府获得福利津贴、公共住房、营业执照、政府合同等“特权”也受到程序性正当程序的保护。出于对人类自身前途和命运的终极关怀，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一些学者开始从理论上系统研究程序或过程本身的正当性问题。第一次将程序正义导入正义理论体系的是美国学者罗尔斯。1971年，罗尔斯在其《正义论》一书中分析了纯粹的程序正义、完善的程序正义以及不完善的程序正义等三种形态的程序正义。在罗尔斯看来，如何设计一个社会的基本结构，从而对基本权利和义务作出合理的分配，对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合法期望进行合理的调节，这是正义的主要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可以按照纯粹的正义观念来设计社会系统，“以便它无论是什么结果都是正义的”。罗尔斯理论对人们的深刻启示在于，在对一种至少会使一部分人的权益受到 有利或者不利影响的活动或决定作出评价时，不能仅仅关注其结果的正当性，而且要看这种结果的形成过程或者结果据以形成的程序本身是否符合一些客观的正当性、合理性标准。在罗尔斯发表《正义论》后不久，美国学者萨默斯于1974年发表了题为《对法律程序的评价与改进――关于“程序价值”的陈辩》的论文，首次提出了法律程序的独立价值标准问题。萨氏对法律程序价值的评价除了有“好结果效能”标准外，还存在一种独立的“程序价值”标准，即实现参与性统治、程序理性、对人的尊严的尊重等程序价值标准。 　　 　　三、行政管理法治中的程序问题 　　理论分析随着正当程序作为一项宪法基本原则的确立和宪政理论的发展，宪法的程序属性得到了进一步揭示，人们开始强调宪法作为 “形成法律的法律”这一程序性特征，“程序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