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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办学形式下大学和政府关系研究 　　【摘 要】高校自主办学，在西方称作大学自主权或者大学自治。西方的大学自治始于中世纪，虽然中世纪的大学为原型的大学，并且这种自治仅限于宗教范围内的自由，但它为大学的发展确立了一种理念，即学术的自由、大学的自治。作为一种理念的大学自治，强调高等教育机构办学的独立性，其办学不受国家、教会及其它官方的或非官方的团体或任何个人的干涉。随着大学的发展，大学自治这一理念逐渐深入人心，成为一种制度、一种权利。作为一种制度的大学自治，强调的是工具性、制度性的价值，目的是通过制度以保护学术自由的实现。作为一种权利的大学自治，强调大学作为一个社会机构本身的自治权和教师的教学权和研究权，以及学生的学习权利。 　　【关键词】自主办学形式；政府关系 　　 　　罗伯特 * 伯达尔将现代大学的自治区分为两类：一类是实质性自治，另一类是程序性自治。所谓实质性自治,是指具有法人地位的大学或学院拥有制定自身发展目标和计划的权力；所谓程序性自治,是指具有法人地位的大学或学院只拥有为实现自身发展目标和计划而决定有关措施的权力。而在当下，政府对大学的控制，主要集中在实质性领域，而对程序性领域的干涉甚少。 　　伯顿 * 克拉克从高校、政府、市场三个维度将高校分为国家体制、市场体制和专业体制三种类型。而高校、政府、市场这三者是相互联系的，高校自治就是要在这三个纬度中达到某种平衡，这也正是建立高校自治的理想模型。他将三角形的三个角分别象征国家权力、学术权力和市场影响,各国高等教育体制依其对这三个要素的依赖程度均可在三角形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美国学者，埃里克 * 阿什比也作过类似的思考,他说,“大学发展受三种力量的支配,第一种力量是政府,第二种力量是大学拨款委员会和一些专业研究团体,第三种力量是大学本身内在逻辑所产生的力量。”其中第三种力量是大学发展的主要力量。他认为大学自治的要素和范围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在学校管理中抵制非学术干预的自由；学校自主分配经费的自由；聘用教职员并决定其工作条件的自由；招生的自由；课程设置的自由；决定考试标准与方式的自由等。 　　国外学者对大学自治的研究有比较长的历史,有着丰硕的理论成果,值得我们借鉴。但是由于我国与西方国家,大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小到高等教育体制,大学的发展道路,都有着巨大的差别,研究中国的大学自治还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近年来,我国有关大学自治、政府与高校关系的研究散见于高等教育管理学专著和译著中,亦有诸多著作对大学自治有专门论述。这些论文和论著的研究大多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高校自主办学的内涵。其中，大多数学者认为高校自主办学的内涵即为，高校“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并且认为高校只能管理某些事情而不是全部事情。还有一些学者认为高校自主办学的内涵，就是高校要尽可能少地受外界干扰，也就是说政府对高校施加的影响，不应违背大学的内在逻辑。第三种将高校自主办学的内涵理解为，最大程度地选择与外部环境互动的方式，最巧妙地配置大学所拥有的各种社会资源，以此赢得某些方面的特权。 　　第二，关于高校自主办学的历史演变。通过对西方大学的历史演进的考察，从集权和分权的演变来看，一般可分为三种，即以美国为代表的“地方分权制”，以法国和前苏联为代表的“中央集权制”，以日本为代表的“中央地方合作制”。而从高校的权力组合模式的历史演进来看，亦可分为三种：教授行会与国家官僚相结合的欧洲“大陆模式”，教授行会、院校董事会及行政人缘适度结合的“英国模式”，学术法人和董事会相结合的“美国模式”。 　　第三，关于高校自主办学的宏观研究。关于高校自主办学的宏观研究主要集中在高校与政府的探讨之上。高校系统已成为整个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越来越直接依赖与政府在各种子系统之间的协调，以保证教育资源的供应。《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了高等学校拥有七项自主办学的权利，招生自主权、专业设置权、教学自主权、科研自主权、对外交流权、人事自主权和财产自主权。政府虽然下放了部分权力，但这些自主权的落实并不尽如人意。针对此情况，有学者对高校在招生、收费和内部管理三方面扩大自主权所出现的问题做了分析,提出了应通过自律、法治和监督的方式规范高校办学自主权。还有学者总结回顾了建国以来高校办学自主权的确立和扩大,阐述了起必要性,并且指出加大我国高校办学自主权,首要的是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对高校实行宏观管理。还有学者通过探讨大学自治与政府管理大学的合理性,使二者建立一种平衡和谐的关系；政府在管理大学的过程中充当规划者和协调者,使大学在动态的矛盾中找到制衡点,更好地发挥大学在社会发展中的主导作用。 　　对大学自治权的研究主要可归纳为四类问题，即大学自治权的必要性、大学自治权的法律地位、大学自治权的内涵